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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日本周的日本动漫展开幕式 |
大使演讲 |
今天，我能够有机会在肩负日中关系未来的中国年轻朋友们面前讲话，感到十分高兴。向给予我这个机会的各位表示深厚的谢意。
我预想，在座的大多数对日本的情况并不陌生，熟悉日中交流的漫长历史。日中交流史，实际上不是书本上的抽象的东西，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我们的身旁。比如，最近，在日本有个电视节目，由日方拍摄、共用4个月的时间，沿着铁路线几乎把整个中国都摄入了镜头，介绍中国的情况、很受日本观众的欢迎。我相信摄制组很辛苦，也很了不起。在节目中担任导游的日本演员关口知宏先生曾这样说：“走在中国的大地上，随处见到历史，而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在这些中国历史里总是发现同日本的联系。”可见，在日本和中国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如此接近和深厚的关系。我相信住在中国古都西安的各位都有过这样的感受，而我自己也有相同的体会。
我的老家是日本南部九州的福冈县太宰府市。从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日本较长时间定都在奈良或京都，那时负责对外关系和统治九州的官府就设在太宰府，而太宰府衙门则被称为“西部之都”。因此，现在那里还保留着许多的古老寺院和数不清的历史遗迹。虽然大家都知道鉴真和尚的故事，而大师东渡日本后最初给日本僧侣授“戒”、也就是给他们授予佛教正式职称的地点就在太宰府。直到今天，那里还残存着一座名叫“戒坛院”的寺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日本 “遣唐使”在启程前和回国后都先要向太宰府衙门作禀报。所以说，我的故乡和大家的西安从很久以前就有了“缘分”。
人们都清楚，西安是隋唐朝代的首都，陕西省咸阳是秦汉朝代的首都。最近我读了中国古代史的书，得知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陵寝也在咸阳。
周朝兴于现在的山西、发展于陕西。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中国各地的不同民族都在发展自己的文化。周朝代表中国西方文化，由殷朝继承了汉字文明。周朝发展尊重合理精神的中华文明，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自周到秦汉、以及后来的隋唐，中华文明成为了世界主要文明之一，扮演这个中心角色的一直是陕西。请大家为自己的家乡感到自豪，同时也要倍加珍惜这片土地上的文化。
周朝以前是殷朝。殷起源于今天的山东，很有意思的是，它包括宗教观念在内的文化与日本最古老的绳文文化相似。据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首都山东淄博所发掘出的人骨，与日本山口县发掘出的同期人骨相比，完全属于同一人种。在那个战争连绵的年代，很多人经过朝鲜半岛出逃，也许其中的一部分人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结束后，秦统一了中国，这时候日本也诞生出了完全与绳文文化不同的弥生文化，或许这跟很多中国人东渡日本有关吧。所以，“徐福东渡”的故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由此可见，日中的关系是相近的、也是漫长和悠久的。在指导日本人如何和中国人打交道的书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既不能轻易相信“同文同种”的说法，也不应因为外貌类似，就认为能容易沟通，日本人应该把中国人看作名副其实的外国人。这个说法，的确有它一定的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体验在欧美那些完全不同文化环境的生活，就会切身感受到日中韩文化是多么的接近。如今在美国，日中韩裔美国人相互间的通婚数字要远远大于和其他民族之间的通婚数字。这些通婚者在美国已经组成共同家庭，成为了“一家人”。
就现在的日中关系来说，只要对事物进行冷静和客观的判断，就会得出结论：就是日中之间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和平共处、携手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为了构筑起世代友好合作关系，首先须要建立，一个基于国民间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的、能够相互尊敬的日中关系。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中国历来就是大国，而且今天正在步入世界屈指可数的真正意义的大国行列。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也将继续作为大国生存下去。在日中相互认识和位置发生急剧变化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去构筑稳定可靠的日中睦邻关系呢？这是当前赋予我们最重要的课题。
在对待这一课题时，有必要搞清楚以下几个构成前提的基本认识。
第一点是，要明确认识到日中关系对双方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我所思考的日中关系之重要性，请参考发给大家的“日中关系之重要性”的资料[注]。也请各位自己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个如果认识到两国关系对两国的生存与发展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就会体会到只有一条途径，就是拼命地去寻找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共同发展的途径。
第二点是，应该牢记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在多么艰难的状况下实现的、以及当年前辈们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今天的日中关系确实来之不易，破坏它容易，但维持和发展它却是很难的。我们要很好地了解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也属于历史认识问题。经过较长时间的外交官生涯，我确信，要想了解驻在国的人们，就必须学习当地的历史。把这点用在两国关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所谓学习历史，不仅要学政治的，而且也要学社会、经济、文化等综合的历史。可是，要想让历史传给后代也并不容易。
今年，我们迎来了历史性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一九七二年出生的人都已经三十五岁了。让我们再往前追溯三十五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那是我出生的九年以前。当年爆发了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件、以及第二次上海事变后的南京大屠杀。这些事情虽然仅仅发生在我出生九年之前，但对我来说却感觉十分的遥远。我在日本人中间属于特别喜欢历史的人，所以对那个年代，我通过博览群书、以及先辈们的讲述，学到了许多东西。即便是这样，得到的也只能是间接经验，对于一九三七年当时的情景，我不能用亲身经历来谈。那么对一九七二年以后九年、也就是一九八一年出生的人来说，日中邦交正常化好比是类似的历史事件一样。
尽管这样说，自然也有这样说的道理。体会过一九七二年田中角荣首相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与周恩来总理热烈握手、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历史转折瞬间的人们，如果说后来人就不能一样分享那种喜悦和感动，这也让人感觉是不在情理。可是历史就是这样传下去的吧。因此，我一再说的意思是，一九七二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实在是得之不易，我们的前辈们曾是付出了多少辛劳、以及克服了多大困难，才开拓出了今天的日中关系，今后如何珍惜和发展现有的日中关系，应是我们这代人的重要职责。
正如大家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并没有迎来和平，由于美国和苏联之间在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上的对立发展到军事对立，并导致全球东西方冷战对立结构的形成。日本属于“西”方，中国属于“东”方，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以“中华民国”名义进入联合国并加入“西”方阵营。在亚洲，形成了美苏、中美、日苏、日中的对立版图。然而，随着六十年代末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逐步陷入泥潭，中苏对立浮出水面，因此较大程度地修改以上版图成为了可能。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为中美、日中建交铺垫了道路。
但日中两国在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实际上还分别面临着国内的问题。在日本，从意识形态上讨厌共产中国的人不在少数，这些人对台湾抱有好感，并惧怕跟台湾断绝关系。另外，还有些人害怕中国向日本索要巨额战争赔款。在中国，由于是在文革期间，要想一下子从彻底的反美帝国主义、反日军国主义的立场，转一百八十度的弯子、和这些国家结成友好关系，存在着比较大的困难。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不是可以轻易妥协的问题。在与美国之间，依然存在着涉及朝鲜战争、台湾问题、以及越南战争的“感情问题”。但是，我认为与日本的“感情问题”要更加尖锐。同日本的战争刚刚过去二十七年，很多人亲历了那场发生在故土上的、并使许多亲人和熟人丧生的战争，为此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憎恨也就比较强烈。同时，作为在伟大中国历史上留下污点、长期遭受外强蹂躏的近代中国的负面象征，日本对华侵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烙印。试想，在这种背景下，完成与日本关系的正常化工作绝非易事。
两国领导人跨越了这些巨大障碍，宣布“日中联合声明”，使日中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在那之后日中之间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都无法与正常化当时的困难相比。因此，我们一定不能给前辈们脸上抹黑，要倍加珍惜地维护和发展两国关系。
第三点是，我们应该掌握以宽广的胸襟与对方进行交往的方式。日本和中国都是大国，也都是伟大的国家。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从另一方面讲，越是大国就越应该具备与大国地位相符的行动准则。今年三月，在天津市举行的论坛上，我在演讲中把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美国进行了比较，指出这些世界帝国所具有的共同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在日本大使馆的网页上查阅到这篇演讲稿，还请有时间务必读一读（题目是《中国文明偶感》http://www.cn.emb-japan.go.jp/greeting/speech070323.htm）。
有关大国的度量问题，我们回顾日中关系的历史，可以发现有许多例子可供参考。
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强加给了袁世凯政权“对华二十一条”，特别是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涉及到是否承认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给日本的问题，曾引起著名的“五四运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最后一次访问日本中，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说，迫使日本国民进行选择，他指出：“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我本人认为，战前日本作为近代世界“东洋大国”的行动准则显然是失败的。日本的这一失败为今后对亚洲的思考提供了教训。
不用说很早以前的事情，在日本战败、中国取胜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曾经表示要“以德报怨”，为此让许多日本人感动，并对中国产生敬意。另外，本着日本对华侵略的责任在于极少数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于广大的日本人民的立场，中国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要求。这也让众多日本人心存感激，增进了对“大人国中国”的尊敬之情。一九八0年，我国的大平正芳首相政府启动了对华日元贷款援助。我想，在当时大平首相的头脑中考虑的恐怕是对中国的感谢。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中国领导人没有把它和赔偿联系在一起，并表明了对日本给予援助的感谢。的确，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在世界上只有日本为中国的基本建设、人才培养，也就是为奠定中国取得今天如此发展的基础，提供了积极的协助。我要强调的是，只有以宽广、温暖的胸襟相互对待，才是所谓的“王道”。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日本要求中国更加感谢日本援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在中国也有人提出因为中国没要求赔偿所以日本的援助应该不需要感谢。这些情况偏离了日中先辈们所开辟的王道外交。我们应该重返王道。这就需要具有宽广之胸怀、宽容之心态、宽厚之境界。能够做到这些，就会培养出“相互尊敬”。
第四点是，要对对方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相互理解”是“相互信赖”的基础。坦率地讲，在日中之间过多地存在着误解和不了解。如果说误解和不了解会极大地损害双方的国家利益也不是没有道理。应该虚心坦诚地去认真理解对方，现在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努力。不能因为对方说的话和自己的观点或考虑不同，就马上从感情上出发予以反驳或反对，而应该带着疑问、即为什么对方会有和自己不同的看法和思路，站在对方的立场去加以理解，就是换位思考了。
例如，我觉得中国朋友还没有充分了解的是战后日本的实际情况。大家都很熟悉日本经济取得的飞速发展，而实际上和战前相比，日本的政治及社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基本上否定了战前那一套东西。说到导致战前日本失败的原因，除了没有正确判断时代潮流之外，还有制度不完善、民主主义不成熟的因素。作为制度改革，天皇成为了“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一切政治权力则移交给了由国民直接选举出来的议员们组成的国会。立法、行政、司法这三项国家基本权力相互牵制，贯穿所谓“主权在民”之民主主义精神的思想支配着全部政治制度。政府的举手投足都被置于国民的严厉监督之下。也就是说，像战前那种由某个集团或组织一手遮天的独裁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尤其是文官对军队的统治得到了空前强化。再比如与中国之间成为问题的历史教科书，也是因为基于对战前用国定教科书进行历史教育的反省，改变了政府直接编写教科书的制度。这样一来，政府能够做的只有，按照向国民公开的标准，对民间出版社独立编写的教科书进行“审定”。所以，现在日本有很多种版本的教科书，至于选用其中的哪一种版本，国立、私立学校完全是由各学校决定，公立学校也是独立地由学校管理部门即各日本地方政府教育委员会自己决定。
另外，还有靖国神社的事情。靖国神社在战前属于国营，但在战后因为其典礼行为符合日本传统宗教的神道，让它成为了“宗教法人”。鉴于靖国神社在战前所起的作用，所以取消了给它的特殊地位，让它变为“宗教法人”，其结果反而让它最大限度地能够享受宪法保护的“信教自由”。由此，政府不能再对靖国神社发号施令了。在日本，由于不允许国会和政府制订出违反宪法的法律和规定，而没有这些法律和规定，政府就不能采取任何措施。换句话说，就是政府所有的措施都是以法律或规定为依据的。这种情况在日本叫“法的支配”、在中国叫“依法治国”。
其次是，日本通过战后的经验明白，不靠武力而使用和平等手段可以达到战前用武力想要达到的国家目标，就是增强国力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日本国民现在长期享受着日本有史以来的最高的生活水平。绝大多数的国民基本上认同日本战后的作法，即支持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的道路。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了。相应地，世界也支持这样的日本。英国广播（BBC）通过调查，评出在过去两年日本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我在出任驻缅甸大使时，曾听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使对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感谢之辞。他们异口同声的说，日本不光是不附带任何条件提供援助，而且还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能够日后自力更生的人才培养工作，这才是真正的援助，也是我们永远忘不掉的。另外，日本的自卫队战后也没有经历过任何在海外的战斗。这是因为有宪法的约束，以及“专守防卫”作为基本方针。实际装备和部队构成是否符合这个基本方针，不仅须要通过严格的预算制定和国会审议，而且还要接受媒体的严厉监督。日本自卫队没有洲际弹道导弹（ICBM）、远程战略轰炸机等。这样的理由是，拥有专门用于对对方国进行毁灭性打击性能的、即所谓的进攻性武器，已经超出了最小限度的自卫所需，所以宪法上规定是不允许拥有的。
以上说的一些事情，基本上都受日本国宪法规定的约束。换句话说，日本国宪法的精神和条款缔造了今天的日本。如果还没有读过，希望更多的朋友去读一下(关于“日本国宪法”，请访问《介绍日本》网页http://www.cn.emb-japan.go.jp/infojapan.htm)。另外，这部宪法从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施行以来，还没有进行过任何修改。当然，世界在变化，社会也在变化，宪法也应该适时作出修订。比如说，现行的中国宪法是一九八二年制定的，迄今就已经作过四次修改。在日本，当前也存在着修改宪法的呼声，但是像企图否定战后日本的和平国家的那种修改，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的。
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直接影响到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以及繁荣。至于如此之大国之间的关系，只有维护和加强稳定的、可预测的合作关系而别无其它选择。所以我前面强调，以广阔的胸怀对待和理解对方是多么的重要。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日中两国政府为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惠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就构筑新时代的崭新日中关系—“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并确定了它的内涵。这象征着日中“和谐”关系的开始。有关这个课题，我曾在其它场合作过演讲，请各位不妨到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网站上查阅一下（题目为“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之内涵”http://www.cn.emb-japan.go.jp/greeting/speech070828.htm）。
就这样一种崭新的日中关系，如果没有国民的基础，那么就不能够求得稳定，更不用说是发展了。只有诞生出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信赖以及相互尊敬，才能使两国的关系更加牢固。尤其是，必须在日中年轻一代之间建立这样的关系。希望在座的各位能把我今天所讲的话作为参考，独立地去思考、去行动。哪怕因此而多一名年轻人能够投身致力于真正的相互理解、相互信赖以及相互尊敬的事业，我就可以安心地退休享乐晚年了。为了我以后能够过上温馨、从容的“夕阳红”生活，衷心期待中国的年轻朋友们给予协助并做出贡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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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演讲 |
遣隋使入大兴城1400周年活动 |
[参考]
日中关系之重要性（2007.10）
一、互为大国及永远不能搬家的邻国，正处于所谓 “和则两利、争则俱伤”之关系。
二、各自有着已深深融入全球性经济的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战略，而基于其国际战略形成两国经济关系。其实，今天的日中经济关系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和深入。据去年数据，两国贸易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日本累积对华投资规模也达到了580亿美元。此外，目前在华日资企业约有2万家，雇用着1千多万中国员工，并且每年向中国交纳大量税金。即便是所谓“失去的十年”之日本经济低迷，亦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而开始复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特别是置于被称作无国界经济里、世界规模的竞争不断地加剧。在这一背景之下，日中两国有必要紧紧抓住机会，充分互相利用对方的力量，打造出能够直至本世纪末还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企业、产业及国家经济。日本需要中国的活力和市场，中国也需要日本的资本、尤其是技术，日中经济的互补性正在日趋增强。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只是时间问题，无疑将逼近美国。至于以制造业为主的日本经济实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雄居世界之首。如此说的理由是，日本的强盛与日本的民族性息息相关，且该特性不易嬗变。
三、即以军事安全的角度讲，良好的日中关系亦必不可少。究其原因，倘若不信任积蓄为强烈猜忌之心，则此方只会强化军力以防彼方。以武力为核心之思维必然会遭受到战前日本军国主义那样的失败，现实中的苏联便是因重视军事、与美国大搞军备竞赛而导致了经济凋零乃至崩溃。诉诸武力实现国家目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除非是想要做霸权国家。加深相互理解、增进相互信赖，不仅可以消除彼此的戒心，同时还可以大幅度减轻军事负担。鉴于此，相互将自己的所思所作详细让对方了解，即提高“透明度”，也是建立军事互信所需。
四、良好的日中关系也会带来外交上的利益。外交的核心任务乃指各国为顺利实施国内事务而确保需要的外在条件。日中两国均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和平与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尤其是本地区的外部环境。然若在亚洲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倡议或行动遇到日中间对立或不协调，则意味着无法形成整个地区的有效机制。一旦日本与中国对立起来，那么一切旨在亚洲地区共同繁荣发展的有效秩序、机制、措施都将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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