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李春明副省长、
同学们、朋友们：
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进行演讲，首先我要向罗清泉书记、李鸿忠代理省长以及在座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第一次来湖北，还是上次在北京日本使馆工作时的1999年。我从武汉又去了赤壁和荆州，我实地领略到当年诸葛亮的雄才大略、以及关公的盖世武功和仁义品德。
大家看不出来吧，我还是个三国迷，小时候读过好几遍《三国演义》，当然是翻译成日语的版本。我记得，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被老师提问最尊敬的人物是谁，我回答是“诸葛亮”。可是，我把《三国演义》从头读到尾，还是在担任外务省中国课长期间。在那之前，一读到“死诸葛吓走活仲达”五丈原的场面就会读不下去。原因是我不愿意看到“蜀国”灭亡的场面。直到今天，诸葛亮的《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所代表的“忠”和“义”，还让很多日本人受到感动。
荆州是关公长期驻守的地方，也是他丧命的地方。正可谓“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站在那里就好像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这是一种让人体会到历史和今天、历史和自身融为一体的感动。
我在荆州参观日中农业技术合作项目时，遇到了一位很优秀的中国朋友。他担任中方项目的负责人，也是接待日本专家的负责人。他对我有感慨这样说：“这些日本专家尽管可以留在日本过舒适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但他们却来到荆州为中国的农业发展而拼命工作。甚至于还有的专家病逝在荆州这里。每当我看到那些完成任务后即将回国、在武汉机场走向飞机的日本专家们的背影，我都会忍不住流下感激的泪水。”我听到这番话以后，坚信有这样中方负责人的项目一定会取得成功。果然，这个项目后来在2002年非常圆满地结束了。其间，两名日本专家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给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奖----“友谊奖”。
从我这次去年4月来北京赴任之后，尤其是去年10月安倍晋三总理访华、日中关系发生转机以来，我经常向中国朋友强调下面几个要点。
第一点是，日中两国均属世界大国，日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对世界负有维护和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的庄严使命。
第二点是，如果日中两国从战略以及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各自的国家利益，就会认识到两国只有选择维护和发展稳定的合作关系这条道路。
第三点是，作为这种“战略互惠关系”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关系。
最后一点是，在强化两国国民间的关系方面，最重要的是促进相互理解，也就是要以宽广的胸怀，用“君子”式的态度来努力接触和了解对方，这一点对扩大国民间的交流是不可缺少的。正像刚才提到的“日中农业技术合作项目”例子，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是完全能够做到相互理解，并且成为真正朋友的。
以上几点，我在其他演讲场合也都多次提到过。在今天发给大家的“日中关系之重要性”的资料下方标着日本大使馆的网站（http://www.cn.emb-japan.go.jp），其中有“大使专栏”一栏，朋友们不妨打开参考一下。
相互理解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事情。我常常举这样的例子，我们夫妻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那年结婚的，今年也迎来了35周年。即使我们这对有35年婚龄的夫妻，也时常会发现对方的“新大陆”。
人类是复杂的，而复杂人类所缔造的社会或国家也是复杂的。我认为在我从事的外交世界，没有明显的黑白之分，只有弥漫着灰色的世界才是现实的世界。当然，理想是必要的。因为理想是引导我们的目标，而如果没有目标和理想，我们人类就会徘徊飘荡。但追求理想的现实世界实际上却是只有灰色的世界，所以只能在灰色的世界中，一边接受黑白分明的理想的引导，一边一步步地摸索前行。
因此说人类创造的历史同样是复杂的。对于历史认识问题，实际上也没有破解的现成公式。哈佛大学有位叫入江昭的日裔历史学教授，他是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权威学者。入江教授不久前出版了一部面向日本年轻人的著作，书名为《如何学习历史》，书中提到，“事实只有一个，但解释却有许多种”。就是说在观察一件事物时，如果所处角度或方位不同，那么所看到的现象也就各不相同。我想，他要表达的意思是，看问题不要从平面看，而要立体地去看。
我是在日本战败的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出生的，所以我的人生是和日本战后所走的历程相一致的。有关战后日本的情况，我可以凭自身经验来谈。去年10月，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对日本战后一直走的、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给予了积极评价。中方的这一认识，对于今后日中两国通过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以下，我就结合我本人的战后经验向大家介绍日本战后史，来促进中国朋友们准确理解战后日本所走的路为何值得称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联合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那之前，除了京都、奈良等一些古都以外，日本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遭到了美军的轰炸，位于我出生地旁边的福冈市也未能幸免。当时我父母看到，和我家只有一山之隔的福冈市燃起的熊熊大火，就好像要把大片天空点燃一样。接下来，便是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袭击。
当时整个日本的粮食供应不断恶化，国民的生活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根据一位美国学者的调查，在1934年到45年之间，日本人的实际收入下降了60%。在这段期间，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20%，德国人的情况没有什么改变。
同时在日本，有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在战争中死去，他们是幸存者的父亲、丈夫、兄弟或者恋人。我母亲曾说过，当听到收音机里传来天皇陛下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声音时，不禁感觉心里一大块石头落了地，“啊，战争终于结束了！”，反而觉得放心。
在战火硝烟刚刚散去的日本，生产设施几乎都被摧毁了，1946年度的日本实际GNP一下子降为1934年至36年平均水平的七成。特别是由于大轰炸，绝大多数的城市功能都被破坏掉了，而且还有六百多万日本人从海外回到国内。这六百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0%。在战后的几年里，有多达几百万的日本人都过着要饿死的生活。实际，饿死了几千人。
我们家也推倒几处出租房改成了菜地，听母亲讲，我出生的那年黄瓜大丰收，所以我才能得以活命。也许就因为此事，我到现在还特别喜欢吃黄瓜。而我的母亲却因为营养不良，生下我后很多牙齿都掉了，从那以后一直戴着假牙。
虽然战败给日本国家和国民带来了巨大冲击，但这种冲击却成就了战后创新日本国家和国民的内在动力。国家的形式和日本人的价值观为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位美国学者把日本的战败描写为，“以往的价值观和正统性失落的瞬间”。
日本在与联合国的战争中被打败了，而在联合国中起主要作用的美国占领了日本。在形式上是联合国军占领日本，但实际上只是美军占领。
离我家乡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处美军基地，有时有美国占领军的卡车拉着士兵从我家的镇子上经过。因为小孩子们肚子饿，所以一见到卡车便跟着跑，车上的美国兵会投下来巧克力或口香糖。我很清楚地记得，由于当时年纪很小，我捡了一块糖回家后曾遭到母亲的怒斥，这是我印象中有生以来被斥责得最严厉的一次。母亲说：不管肚子多饿，日本小孩子也不能接受美国人的施舍！随着长大成人，我了解到了许多美军占领时期发生的不愉快事件。被占领决不是一件令人心情舒畅的事情，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日本被占领时驻扎日本的、数不尽的美国人，陆续回到美国各地，一直都对日本抱有深厚的良好感情，并且成为了日美民间友好的基层桥梁。
美国的占领结束于1952年，而我家附近的美军基地又一直延存了很多年。在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时，我们学校还和美军基地的美国学校进行过交换上课。因为语言不通，所以能够顺利上的课只有算数、体育和音乐。日本孩子百分之七、八十都能够取得满分的简单算数题，坐在我旁边的美国男孩只能得70分。当时美国男孩对得满分的我投以敬佩的眼神，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在我担任驻亚特兰大总领事的1995年，我一次在南卡罗莱纳州小规模的演讲会上，提到这个小故事并说：“战败国儿童第一次体会到赢了战胜国儿童的感觉。” 演讲结束后，一位老妇人问我；“日本被美国占领了多少年？” 我回答说：“7年。” 她又说：“美国南方曾被北方占领了12年，所以我非常理解被占领地人们的心情”。我才知道，从1861年开始到65年结束的美国南北战争，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人们心中还留着很深的伤痕。
至于战后日本的国家结构形式，曾受到了美国占领政策的巨大影响。对于从1931年“满洲事变”到1941年袭击珍珠港、直到战败的经历，战后的日本人决不希望再度体验。这种否定过去并希望用新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日本人的愿望，成为了战后改革的内在动力，为此使美国的占领政策、也就是外在动力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导致美国占领政策获得成功。
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和对欧洲政策一样，美国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开始构想。在某种意义来讲，那是个美国最为充足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开创新时代的思想和实现它的力量实在是不简单。
美国占领政策的目标是，使日本达到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在非军事化方面，日本旧帝国军队被立即解散。除了著名的审判甲级战犯的远东军事法庭以外，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设立了军事法庭，联合国共审判了大约六千名日本军人，并且判处其中九百多人死刑。
非军事化还触及了军部以外的战争体制基础方面的东西。在发动战争方面起主导作用的二十多万人被解除公职；“国家神道”被撤销，即国家被禁止参与神道活动；三菱、三井、住友等大财阀、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控股公司都遭到解体。尤其在经济领域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开展农村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制度。尽管我的几家亲戚也都因此丧失了土地，但我认为这在建设战后日本的平等社会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美国认为，要想和平打造非军事化的日本，民主化是必不可缺少的，并试图努力进行制度改革以及改变日本人的价值观。比如说，妇女的选举权就是在这个时期取得的。纳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思维的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颁布。日本国民非常拥护这部宪法，按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讲，就是“作为公认的目标和理想，规定了现代日本社会的言论与制度的框架”。此时，“民主化热潮”席卷着整个日本。
我再补充一点，在进行战后改革时，日本已经有过一定的初步经验作为基础，比如议会政治、工会运动、解放妇女等。改革之后，相当部分的日本人得到了实惠。所以可以说，战后日本的稳定却是日本极大变化的结果。而这一变化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支持。
日本国宪法自实施以来，到目前为止没有进行过任何修订。当然，世界在变化，社会也在变化，宪法也需要顺应潮流进行修改。中国的现行宪法是1982年制定的，之后做过四次修改。日本当前存在着修改宪法的呼声，但是像企图否定战后日本作和平国家的那种修改，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的。
后来，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中国的抗美援朝，美国认为在亚洲已经形成了冷战结构，因此决定将日本变为西方自由主义阵营在亚洲的桥头堡，所以这场由美国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发生了一些调整。比如说，一部分已被开除公职的保守派政治家等人又重新回归社会、自卫队被创建起来等等。日本和台湾建立邦交也是在这个时候。但归根到底，宪法所代表的战后日本的轮廓却被完好的保留下来。
我的儿童时代是在日本发生这种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度过的。现在想起来我父母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因为自己所信奉的东西被否定，并且不能习惯新引进的事物，所以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教育孩子。换句话说，也许是他们失去了自信。但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这一代人从传统的压力下被解放出来，一直是在比较自由的空间里成长，只是好像没有彻底掌握能够代替传统价值观的东西。尽管与民主化一起被宣扬的“自由”、“权力”这些价值观变得平易近人，可是并不十分清楚为什么还要伴随着重大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因为“义务”和“责任”是战前片面的被倡导的辞令，所以也许老百姓有所拘束。
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47年，日本开始出现生育高峰，而且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原来参战的年轻人回到日本，他们开始结婚生子，使出生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在这几年出生的人被称作“扎堆的一代人”，并成为战后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因为这批人数量众多，加上竞争激烈，以及不受以往的约束，所以他们非常具有活力。
比我们早的那代人属于体验过战争和战后期间吃不饱的一代人，他们很多人参加过1960年的安保斗争，也就是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一次修改的斗争运动。我想他们当时参加斗争的动机确实是出于对日本去向的担心。但是，我们这些参加1970年第二次安保斗争的“扎堆的一代人”，表面上是因为担心日本的走向，而据我观察实际上却完全是为了自己。也就是说，实质是在向对自己禁锢、限制自由的社会作出的反抗，目的是改变现状。尤其令人深有体会的是，这种倾向在极左的青年人中表现得非常强烈。有趣的是，这些运动都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极左共产主义为思想背景的，因为这是那一时代的代表性思想。
被迷茫的生于战后的父母所培养起来的孩子们（这些孩子们现在也已为人父母），他们的价值观当然要发生动摇。由于父母本身就不具有牢固的价值观，也就是说社会中没有稳定的价值体系，所以说目前的日本社会存在着寻求新的价值观的问题。
当包括我在内的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没能很好地继承传统的时候，即日本人的基础比较脆弱的时候，受到了另外一种冲击，这就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经济从1955年到72年，平均每年以9.3%的速度增长。原来贫穷的日本很快地富裕了起来。经济发展是一个人口向工业和商业集聚的过程，也是农村社会缩小、都市社会扩大的过程。在此期间，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也同样产生了巨大转变。换句话说，以往那种习以为常的农村价值观（传统价值观占比较大比重）开始向城市价值观（接近于以近代化为目标的欧美价值观）转化。
这种情况极大地动摇了日本社会的价值取向。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恢复传统、稳定价值观的一个方法，日本还存在着孕育那些企图恢复保守主义的土壤。有关这一点，我已在其他场合作过详细介绍（“加强日中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及和谐关系(http://www.cn.emb-japan.go.jp/greeting/speech071027.htm)”），在这里我就不多介绍了。我希望大家务必搞清楚的一点是，上面谈的回归保守主义与全面回归战前思维是不同的，即它和军国主义完全是两码事。
日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另外一种高昂的代价，这就是环境问题。
水俣病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环境问题，这种病在1956年前后暴发。工厂不断排出的水银造成了水中生物的污染，很多人因为吃了被高度污染的鱼贝类，导致中枢神经受损，甚至于造成死亡和终身残疾。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和这种病魔作斗争。这种病还能在母婴之间传播，使很多患儿一出生就带有奇怪的症状。1968年，水俣病被确定为公害。69年，病患者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给予损害赔偿，后于73年胜诉。76年，工厂负责人因“工作上过失伤害”被起诉，在后来的77年，被判有罪并追究刑事责任。93年判决国家和熊本县负有过失责任，95年受害者获得部分赔偿等，96年在国家和受害人等之间达成了基本和解，据此长达四十多年的诉讼才终于告一段落。
我在1968年参加外务省考试来到东京。我是生在福冈，在京都上大学，所以从前没有在东京生活过。我登上东京电视塔向四周望去，近处是被污染的空气和一片烟雾蒙蒙的景色，远处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当时我在认真考虑一个问题，到底留在这样糟糕的环境里生活值不值得？猛然间我又想到，外务省的工作一半是在国外，勉强说的过去，所以最后决定到外务省上班。但是，我在外务省工作的最后一站是北京，又要面对空气污染的烦恼，坦率地讲，这是我当年完全没有料到的。
环境问题是一个制造起来容易、解决起来好麻烦的问题，也是需要政府和国民一道艰苦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日本对于环境与能源有着很严格的限制，经过政府与国民的共同努力，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不仅使能源效率提高了37%，而且在GDP增长一倍的过程中，石油消费量却减少了8%。日本在环保、节能方面很成功，已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了。这里，我想举一个在日本取得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外务省所在的东京都千代田区，把家庭垃圾分成四类进行回收。一种是“可燃垃圾”，就是说可在处理厂烧掉，而不产生二次污染的那部分；另一种是“不可燃垃圾”，像金属或塑料等，属于不能焚烧、或者焚烧会产生有害物质的垃圾；第三种是“再生垃圾”，指能够再循环利用的东西，如废旧纸张、玻璃瓶、易拉罐等；最后一种就是“大件垃圾”，诸如不能和普通家庭垃圾一起处理的家具等大型垃圾。日本市民都很严格地遵守并配合这些规定。
另外，还有一些城市把家庭垃圾分的更细。例如名古屋分和水俣市分别为十二种、二十二种。在这些城市，以应对前面所谈到的水俣病等严重的环境问题为契机，由政府和市民一道开展循环经济建设。
正像解决环境问题一样，战后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失去的东西不少，但毕竟是得到的东西更多。
首先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日本社会达到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高的生活水平，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最长。换句话说，文化取得发展，有助于提高每个日本人素质的物质条件也在不断改善。
其次是，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成功地建立起了比较平等的社会。在今天的日本，公司新职员和总经理的工资差距大约只有十二倍，这显然要比美国、中国的差距小很多。比如我小时候的1961年，有大约58%接受义务教育的初中毕业生便马上参加工作，而在2005年，几乎所有的初中生都直接升入了高中。之后，进入大学的比例约为49%、加上进入中专的数字，能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了68%。
第三，随着作为高学历社会基础的庞大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日本的民主主义也步入了成熟阶段。可以说，这个社会是由国民严格监督政府一举一动的社会，如果政府得不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那么就很难成功实施政策。另外，社会也迫使政府必须负起向国民进行说明的责任和提高行政透明度的义务。
第四，虽然受到西洋文化的强烈影响，还成功地发展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如今，流行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青少年文化和动漫文化已被世界接受。几星期前，法国的《欧洲旅行指南》一书新增了《东京美食店大全》部分，在那些获得高评分的餐厅中，东京的家数超过了巴黎、伦敦以及纽约，今天的东京已成为世界上美食最著名的城市。
日本的这些成就是和我们这代人、以及几代人甚至多少代人的奋斗分不开的。战后，我们一直信奉“只有富裕才能幸福”，并为此而不懈努力。拥有信仰也许是件幸福的事情。但是，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或者说巨大的成功，也伴随着新的问题产生，这就是在长期保持如此较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人们和社会对幸福的感觉逐渐淡泊，而更多的则是要面对种种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成功实际上也在制造着很多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现在许多日本人开始认真地思索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社会和国家大事。
处于这样状况的日本和日本人，都期望改善和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不能否认的是，目前日中双方的相互理解水平还不太理想。现在是最需要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信赖以及相互尊敬的重要时期。我希望，能够有尽量多的中国朋友关注日本和日本人，并有机会访问日本，亲眼看看日本人的现实状况:一边处于迷茫烦恼、一边试图解决问题而努力建立新的能够令人满意的社会。如果感觉到这些，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慢慢发现，与印象中不同的、真实客观的、值得相当喜欢的日本和日本人。
谢谢！
[参考]
日中关系之重要性（2007.12）
一、互为大国及永远不能搬家的邻国，正处于所谓 “和则两利、争则俱伤”之关系。
二、各自有着已深深融入全球性经济的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战略，而基于其国际战略形成两国经济关系。其实，今天的日中经济关系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和深入。据去年数据，两国贸易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日本累积对华投资规模也达到了580亿美元。此外，目前在华日资企业约有2万家，雇用着1千多万中国员工，并且每年向中国交纳大量税金。即便是所谓“失去的十年”之日本经济低迷，亦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而开始复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特别是置于被称作无国界经济里、世界规模的竞争不断地加剧。在这一背景之下，日中两国有必要紧紧抓住机会，充分互相利用对方的力量，打造出能够直至本世纪末还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企业、产业及国家经济。日本需要中国的活力和市场，中国也需要日本的资本、尤其是技术，日中经济的互补性正在日趋增强。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只是时间问题，无疑将逼近美国。至于以制造业为主的日本经济实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雄居世界之首。如此说的理由是，日本的强盛与日本的民族性息息相关，且该特性不易嬗变。
三、即以军事安全的角度讲，良好的日中关系亦必不可少。究其原因，倘若不信任积蓄为强烈猜忌之心，则此方只会强化军力以防彼方。以武力为核心之思维必然会遭受到战前日本军国主义那样的失败，现实中的苏联便是因重视军事、与美国大搞军备竞赛而导致了经济凋零乃至崩溃。诉诸武力实现国家目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除非是想要做霸权国家。加深相互理解、增进相互信赖，不仅可以消除彼此的戒心，同时还可以大幅度减轻军事负担。鉴于此，相互将自己的所思所作详细让对方了解，即提高“透明度”，也是建立军事互信所需。
四、良好的日中关系也会带来外交上的利益。外交的核心任务乃指各国为顺利实施国内事务而确保需要的外在条件。日中两国均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和平与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尤其是本地区的外部环境。然若在亚洲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倡议或行动遇到日中间对立或不协调，则意味着无法形成整个地区的有效机制。一旦日本与中国对立起来，那么一切旨在亚洲地区共同繁荣发展的有效秩序、机制、措施都将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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