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艾洪德校长、
在座的朋友们、同学们：
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灾害，首先我向众多的遇难者致以深切的哀悼，同时向遇难者家属以及灾区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和同情。日本也是一个地震等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日本国民对这次重大灾害感同身受，他们对灾区人民抱有强烈的同情和鼓励的愿望。根据自身的经验，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克服了刚刚过去的难关以后，还要经过漫长艰难的道路，重建家园、复兴地区社会，这会充满难以想象的艰辛。在灾难发生之后，可以集中得到来自全世界的同情和援助，但长期的复兴之路更多要靠自身的力量。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即使到了那种时期，日本国民也将心系中国的朋友们，不惜一切提供尽可能的支援。中国人民在这次考验中，再次体现出了优秀的素质和强大的能力，并且正在克服困难向前迈进。作为中国的朋友，我为此而感到十分的欣慰和深深的敬佩。
同学们，朋友们：
我此次正式访问大连，并有机会参与作为大连市主办的纪念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三十周年相关活动、在东北财经大学作演讲，令人感到高兴。贵大学是一所人才辈出的著名学校，一直以来为贵国成功推行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说，能够在这所知名学府直接向担负中国未来的同学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觉得非常荣幸。借此机会，我向给予我这次机会的各有关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深切期待同学们成长为能够站在广泛和长远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今天所讲的话，能起到一些参考和借鉴的作用，那么我就知足了。
同学们、朋友们：
今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其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而且其变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在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这是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开端的能源革命，之后发展到了电力、原子能等多元化的动力领域。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的二百年间，这种发展尤为显著，并极大地加快了人类经济发展的速度。可是，在这一段时间，人类却反复地进行战争，即使是1945年联合国方取得的二战胜利，也未能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反而出现了美苏对立和东西方冷战的格局。而在亚洲，形成了日本属于西方、中国属于东方阵营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另外民族解放斗争的激化也使亚洲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从六十年代起，步入电子时代，信息化社会开始出现。伴随着技术革新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世界和社会的变革速度。被称作IT革命的信息化社会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直到今天这种改变仍在继续。在此巨大的变革过程中，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在短时间内不断发生，而且相互间密切关联，正在缔造下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国际政治的世界，首先发生的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在六十年代中苏明显决裂的背景下，中国面对的是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在美国，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给陷入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美国国民迫使政府结束了那场战争。其结果导致了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至少中美之间的冷战宣告结束，实现了两国间的和解。在中美和解的1972年，日本和中国也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1989年柏林墙被拆毁引发了戏剧性变化，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些都是信息化社会带来的结果之一。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开端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学的版图，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这么巨大的变化。
冷战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好比是为了寻找波涛中的安全港湾，国际社会开始探索新的世界秩序、框架和机制，直至现在，我们还看不到最终答案，也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也许永远也看不到。
或许正如一些人所议论的那样，届时将会是国境没有了、各国统合为几个“帝国”、我们再回到中世纪那种时代。在这些“帝国”内，没有十九世纪欧洲人人为创造的“民族国家”，有的只是各个民族集团在一个大型权力下的共存，并且也许整个世界的秩序是由“帝国”之间的协调关系来维持的。当前进展中的地区统合，的确显示出了上述的可能性。
在不断摸索新世界政治秩序的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正在面临着重大的变革时期，这也是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信息化社会发展和IT革命的结果。其具体表现之一便是，“无国境经济”的登场，就是说资本可以不管国境、朝着投资环境最有利的地方进行跨国境运动。在当今的世界上，多数情况下，资本是伴随着技术和知识的流动而流动，“无国境经济”已经抵达了世界的任何角落。WTO也是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如果赶上“无国境经济”的浪潮，国家或地区就会发展，否则就会落伍。现在出现发展快的地区和慢的地区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得出的教训是，如果不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就会遭到失败。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能离开世界经济而生存，我们自身只能融入国际。
国际资本、特别是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当它的触角不仅跨过发达工业国家的国境、而且也跨过发展中国家国境、伸向新兴经济的时候，中国对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在1992年再次作出了扩大和深化的决断。这一决断成为了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此外，中国在2001年12月加入WTO，从此国际资金开始大量流入中国市场。在这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百分之九的速度在增长，近年来的增长超过了百分之十。如此长期中国的高速增长，被称为奇迹。毫无疑问，这一成果是值得中国政府及人民自豪的，我对此也深表钦佩。
在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当时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与当时的福田赳夫总理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并强烈呼吁日本的官方和民间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日本政府与民间爽快地接受了这一请求，开始提供合作。这是因为日方判断，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有可能缩短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距离、中国作为真正负责任的重要一员回归到国际社会。从那时开始的十五年里，在世界上惟有日本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合作。其总额达到了日元贷款3万3千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1千5百亿日元、技术合作1千6百亿日元，其中接受进修2万1千人、派遣专家6千3百人、技术合作项目92个。在去年4月访日之际，温家宝总理对这些日本的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当时许多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而感到非常喜悦。在中国希望加入WTO的时候，日本政府也本着同样的考虑，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对中国表示了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无疑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利益。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许还将一直扮演世界经济的牵引角色，另外最近“金砖四国”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世界经济形势正在再次发生改变。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经济学家水野和夫先生作出了如下意味深长的评论。
中世纪的“封建经济”持续了5~6百年之后，取而代之的“现代经济”在经过数百年后的今天，正在重点通过跨国企业向“金砖四国”方向转移。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由于高工资、高房价、高自然资源等因素，在同“金砖四国”竞争中输掉了。其结果，导致了发达国家经济不得不向“后现代经济”这个方面转移，但尚不清楚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美国在贸易和财政持续“双双赤字”的情况下还会发展，或许旨在它的发展经济的机制算是“后现代经济”的一种形式。当然事实上，因为受“次贷”危机影响使美国经济出现低迷，这种新的模式正在接受巨大挑战。另一方面，“金砖四国”还具备着使本国拥有的资源、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国内市场、自然资源等，为传统的“现代经济”继续发挥作用的条件。只要这些不变，“金砖四国”的经济就能保持发展。因此，许多企业正在向“金砖四国”加大投资力度和转移生产。
在日本，正在成长的是那些与“金砖四国”成功拉上关系的部门或企业，否则只会落得停滞、倒退的下场。那些在日本经济中生存下来的部门，为了也能在“后现代经济”时代求得生存，应该改善自身社会的体制、提高全体的效率、重新审视商务社会与经济的模式。以上就是水野先生的主张。
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关于日本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分析。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分析，加强和加深世界经济的关联程度以及相互依赖程度是没有错的。不管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看，世界正在日益被统合、变小。这才是所有政策提议者在构筑国内外政策方面所必需考虑的现实。
事实上，被称作“无国境经济”的世界经济正在突破国境，对每个国内经济都提出和施加了变革的要求。谁怠慢变革，资本就会从谁手中逃走，因此只有变革，其结果，强迫在此经济下生存的人们适应快速的变化。但是，如果一味追求变化，造成没有深思熟虑和反省的充裕时间，那么也会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停下来、好好反思的时间。社会也需要停下来、好好反思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以往十多年的日本经济的低迷和比较缓慢的增长，给了日本人与日本社会以停下来思考的时间。日本人与日本社会在过去成长中所考虑的是，我们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并且在这种反省中发现出回归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意义。就这一点，中国朋友们也将会发现与二十世纪不同的崭新的日本。
同学们、朋友们：
当我们考虑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巨大轮廓、以及它所带来的全球化课题时，就会发现日本和中国必须担负起对整个世界、尤其是亚洲的和平、稳定及繁荣的重大责任，实际上有许许多多的理由。这应该是作为大多数国民所应共同必备的常识性认识。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一基本认识才真正是日中两国政府提出“战略互惠关系”、即“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的根本理由，并最终落实为这次胡锦涛主席对日本正式访问期间、由两国首脑签署的政治文件，也就是分发给大家的那份“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第一个认识是，国际社会正在所有方面日益加强相互依赖关系，并且面临着超越国境的环境、能源、以及感染病等众多课题。让这个国际社会、也就是地球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构筑什么样的框架？用什么样的规范来运营？这些都是日中两国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也涉及到共同的利益。日中两国从双方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了能够共同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大国。两者对世界而言，都是不可缺少的主要构成成员。两国必须为自身、也为世界承担起相应的负担和责任。
第二个认识是，在世界上，亚洲与日中的重要性急剧增加，对于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的形成已经具有重要的影响。比如说，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三十五年前，东亚*的GDP只占全世界GDP的百分之十一，而在2005年已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如今，中国排在日本之后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印度的位置也在逐步上升。亚洲经济的比重在世界经济中持续增加，同时政治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日本和中国的GDP加在一起，占亚洲*的百分之七十六。日中与亚洲*各国的贸易总额也已占到日中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三，达到了六万亿美元。在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中，有百分之六十二与日本及中国有关，或者与日中双方有关。这些数据证明，日中是亚洲经济的牵引力量。在亚洲，作为具备政治影响力的经济大国，日本和中国应该为建设亚洲的和平与发展担负起积极的作用。
第三个认识是，日本和中国在经济上、在政治上都具有作为大国的影响力。特别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或者说作为军事大国，正在不断发挥着重要的、主要的政治作用。加上飞速提升的经济实力，中国的影响力还在继续增大。日本作为主要经济大国的地位可以说今后也会继续保持，这是因为，今天的日本是由“日本人的生存方式”或者是“日本本身”的结果所决定的，而且这种“日本式”在经历约100年以后也还会存在。这样的日本在当今，确立了主体性、维护了自身利益和尊严，为此巩固了用政治的语言来表达的决心。从政治上讲，日中今后也必须共同负起责任。
第四个认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如果日中对立，亚洲就不会有和平与繁荣。因为可持续的政治和经济框架构筑不起来。稳定、和平、繁荣的亚洲只有在日本与中国相互协调以及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换句话说，就是日本和中国必须基于长期和明确的国家利益，构筑起可以依靠的、可以预测的协调双边关系。这是我们对国际社会肩负的庄严责任，没有别的选择。
同学们、朋友们：
我刚才讲的这些，引申出一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超越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学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意识、超越日中特殊的历史积怨、超越由众多理由发生的感情对立，日本和中国如何才能构筑起稳定、可预测、协调的双边关系呢？
回答这一基本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新的大环境下，换句话说“大气候”下，我们能否共同拥有决定着日中关系方向的几个基本认识？虽然有些重复，但以下两点是我要特别强调的。
其一，对“共同战略利益”的认识和理解是编写日中关系新的方程式的前提。这里的“战略”是指长期和全面的角度。在经济领域，有着发展协调、扩大相互利益的极大的潜在可能性。不仅两国的经济属于互补和合作的模型，而且构筑旨在保障经济可持续增长及环境改善的世界经济体制，也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
只有在和平与稳定环境中达到的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可持续繁荣。为了实现这样的经济增长，两国都需要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正是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
其二，日本和中国必须寻找出适当完善两国关系的方法。正如我开头所讲，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大国，日本也将继续保持具有影响力的主要国的地位。回顾一下包括东亚史在内的世界历史，兴盛国家之间的关系调整问题始终存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事态并不是史无前例，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过去曾发生的事情现在将要发生，也就是要从历史中增长见识。问题是，日中的现状对两国的当代人来说是全新的，他们不知道应对和处理的好办法。这次两国政府发表的“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就是借鉴于世界历史而为我们指明了适应新时代的日中关系的方向和内涵。
同学们、朋友们：
现在我们了解到，我们不应该是对手而是伙伴，随之适当调整两国关系。这有什么办法呢？有几个。
第一是，双方需要相互认可。日中两国是共同拥有对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应该有权获得相应的地位，这一点需要双方相互认可。
第二是，两国让“战略互惠关系”得出具体结果，并展示给两国国民。也就是有必要把通过“战略互惠关系”获得的众多积极的实际利益告知给两国国民。
第三是，“战略互惠关系”没有国民的支持与配合就无法生存，而国民的支持与配合需要对对方国及其国民的理解和信赖。所以说，建立在对对方国的国民和社会拥有广泛、客观、公正知识基础上的基层相互理解是绝对需要的。
同学们、朋友们：
我们现在不知不觉归结到了“相互理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相互理解是确立牢固、稳定、可预测、协调的日中关系的关键。如果没有相互理解，那么也就谈不上相互信赖、相互尊重。需要指出的是，相互理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要想达到相互理解，第一个规则是互相以坦率、公平的态度进行接触。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或者是缅甸，我到哪里都能遇到一流的知识分子。跟他们进行交谈，不仅非常愉快，而且涉及的内容也很丰富，的确令人眼界大开。他们没有例外能够广泛地听取别人的见解和意见，即使是不同的意见，因为他们也有足够的耐心直至去理解对方解释产生这样考虑的原由。做到以“对真实的好奇”和“对真实的谦虚”、依据客观事实陈述自己的考虑或公正意见，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如果有些疑点或不清楚的地方，他们就会很谨慎下结论。这种态度大概相当于当前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吧。
他们这些人应该被叫作“最高层次的文人”。我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优秀知识分子有许许多多，而且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今后他们的人数还会不断增加。
第二个规则是，“在下结论之前要亲眼确认”。“百闻不如一见”这句谚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对这一点，两年前启动的日中青少年交流取得的积极成果令人倍受鼓舞。参加交流的大多数是高中生，他们通过家庭寄宿等活动，带着树立和培养起的对对方国家及其国民的良好印象与友好感情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在大海的另一边找到新的家人与兄弟姐妹而回国。
另外，我也为年轻人自发组织的多种活动而深深感动。例如，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自发成立了研讨会，就日中之间的各种课题展开坦诚交流，加强了沟通。我相信，在东北财经大学也进行着同样的尝试。同学们也许已经感受到了，在日中年轻人之间有着超乎想象的许多共同点。我觉得，自己和日本年轻一代的“代沟”，要远比与中国同代人的“沟通”难。
第三个规则是，要有对他人的友善之心。用中文讲，就是“宽容”的意思，也可以用中文的“仁”字来代替。我认为，这种“宽容”的素质在不同文化民族之间的交往方面尤其显得重要。当我们解读中国历史时会发现，中华文明的兴盛时期必然伴随着对不同事物的“好奇心”和这个“宽容心”。我坚信，作为中华民族后裔的同学们，一定会让这种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同学们、朋友们：
1974年1月，我作为最末位的团员，随当时的大平正芳外相第一次访问了中国。记得当时经由香港和广州、共用了两晚三天才抵达北京，而且正赶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1981年到83年，我首次常驻北京工作。那时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不久，中国的朋友还预想不到这项政策能够带来今天的成功。三十年来，中国实现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功和发展。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确好不容易把这一漫长行程走到现在，实在是一件历史上罕见的伟大成就。为此，我由衷地赞赏并敬佩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奋斗。
我深切期望，具有牵引世界使命的中国，就是作为对全球要负责任的大国，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出与之责任相应的建设性作用。我也坚信你们一定会做到的。当日本和中国加深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共同解决现在所面临的世界及亚洲课题的时候，中国朋友们眼中将会看到的是可以尊敬和信赖的友好邻邦的日本和日本人，日本人的眼中也将是同样的中国和中国人。我相信，经过我们共同努力，那样的日子就会即将到来！
谢谢大家！
*该讲稿中的“东亚”以及“亚洲”所指，日本、中国、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