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敏 Wang Min
1954年生。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教授。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四川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人文科学博士（御茶水女子大学）。专攻日本研究，比较文化研究以及宫泽贤治研究。曾获山崎学术奖、中国优秀翻译奖。
1，国际性日本文化研究的现状
当我们以全球视野俯瞰日本学研究，就会发现外国人对日本的研究与日本人对本国的研究正好构成互补关系。但由于多文化的竞争往往是以国家为单位，因此文化研究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受到以国家为主体的价值标准的影响。尽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流、物流早已突破国境的局限，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起来。但是在文化研究领域，以国家为单位的文化研究依然非常强势，基于政治、经济等国家利益而得出的文化研究成果仍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以安全保障等政治目的为主导来推进文化研究的情况。我们必须认识到，完全独立超脱于时代背景的学科是不存在的，因此人文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也需要面对时代背景和环境。这也是研究人员所面临的课题和困惑。
2，国际日本学研究的方法论
法政大学将“纯科学”作为国际日本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所谓“纯科学”，即“实证的、严谨的、科学的日本研究”。目前，这种研究方法尚未完全得到确立，也许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被普遍接受。但是，作为对“纯科学”方法论的一种具体尝试，我们以中日比较文化研究为中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9世纪末，诞生于法国文学领域的比较论进入日本。当时，刚刚接触到近代西方文明的日本将比较文化研究视作一门基于西方价值观的学科。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价值观成为一切领域的唯一标准。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上世纪80年代，随着相对主义的“解禁”，多元化的价值观和理论才得以传播。近3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研究者开始探索着去摆脱超越固有的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框架。这股全新的浪潮逐步改变着中日两国的自我认识和相互认识，为新世纪的日本研究带来了澎湃的活力。尽管1949年以后的现代中国在引入比较文化研究的时间上较日本要晚许多，但如今中国在比较教育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比较心理学、比较神话学、比较文法、比较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正在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
从相互认识的角度来看，在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脑海中，对于“异文化”的第一反应就是西方文化。这是因为日中两国自从接触到西方文化的那一刻起，就都已经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作“异文化”了。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中，中日两国更容易看到彼此之间所谓“同文同种”的共通性，而忽视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中日两国的异文化研究通常会将焦点集中到西方各国的文化上。而这种情况在亚洲各国的文化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此，在深化中日相互研究方面，比较文化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着西方文化对亚洲的近代造成的巨大冲击，中日两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策。日本接受引进西方文明，“脱亚入欧”，逐步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中国则是选择了固守本国文化的道路。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中国认识到固有文化的负面，并开始以日本作为近代化的成功典范，力图在中国也实现以西方科学为主导的近代化。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时代，中日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直至1972年日中两国才实现邦交正常化。近半个世纪的不幸历史导致双方的交流几乎完全被隔绝。此时的日本已从战争的废墟中实现惊人的崛起，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则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期，仍是一个生产力低下的农业国。中日两国不仅在政治体制上存在差异，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有着天壤之别。
虽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中日两国国民却仍未意识到彼此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可以说，在漫长的交往历史中积淀形成的“同文同种”观念已经嬗变为中日比较文化研究所独有的“弊病”，既影响到日本人的中国观，也影响到中国人的日本观。日本人自古以来接受了中国的汉字、儒家教养等文化，因而自认为十分了解中国和中国人。而中国人则因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而将日本和日本文化视作中国文化的亚流。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中国观和日本观同时还被掺杂了教条僵化的共产主义国家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等政治概念，从而变得更加复杂。
为此，我们应该看到，中日两国国民间相互认识的错位现象是存在的。当代日本人无法理解浸润着儒家精髓的中国文化核心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当代中国人也很难觉察到从小接受西式教育的日本人其实在内心深处仍保留着日本文化所特有的“闲寂”和“恬淡”的一面。这就造成了中日两国国民间欠缺相互将对方视作“异文化”从而促进相互理解的基础条件。
中日两国国民间相互认识的错位，在社会构造、文化基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行为模式等各个领域随处可见。这种错位往往成为相互理解的障碍，而为了打破这些无意识的障碍，就需要灵活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
比较文化是将“自画像”与“他画像”进行相互对比，并从中挖掘认识的深度，拓展思考的广度。在相互比较中进行文化研究和交流能够让人学会谦虚，从而推进彼此相互借鉴、相互学习。而“国际日本学研究”的确立，也需要人们对日中比较文化研究给予更多的热情和关心。
3，比较文化性日本研究的现状
作为推动文化研究学科发展的要素之一，我们应该重视比较文化的作用。由于日本自古以来就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成功典范。因此当我们在考察研究日本文化时，尤其应该普遍地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实际上，在日本人对他国的研究中，随处都体现出比较文化的智慧。而在外国人对日本的研究中，由于通常都将日本视作“异文化”，因而其中比较研究的性质也就格外明显。为数众多的日本研究专家在其代表作中都充分运用了比较文化的方法。例如，葡萄牙籍耶稣会神甫、传教士LUIS•FROIS（刘易斯•弗罗伊斯 1532-1597）的《欧洲文化与日本文化》（岩波文库 2005年第24次印刷）、出生于希腊的英国籍记者小泉八云（拉夫卡迪奥•赫恩 LAFCADIO•HEARN 1850-1904）的《小泉八云作品集》1-3（河出书房 1988年）、英国外交官ERNEST•SATOW(恩斯特•沙托 1843-1929)的《一位外交官眼中的明治维新》（岩波文库 2004年第61次印刷）、美国文化人类学家RUTH•BENEDICT（鲁思•本尼迪克特 1887-1948）的《菊与刀》（社会思想社 1965年第30次印刷）、筑摩书房于上世纪60年代首次发行的6卷本《外国人眼中的日本》、曾任奥地利外交官、现任上智大学教授的GREGORY•CLARK（格利高里•克拉克 1936-）的《日本人 独特性的源泉》（SIMUL出版会 1983年新版）、美国日本研究专家DONALD•KEENE（唐纳德•基恩 1922-）的《日本人与日本文化》（中公新书 与司马辽太郎合著 1985年第22次印刷）、美国政治学家JOHN•NAISBITT（约翰•奈斯比特 1929-）的《日本的存在》（日本经济新闻社 1992年）等等。
在日本研究领域，中国人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人。中国文学专家竹内好（1910-1977）在戴季陶所著《日本论》（社会思想社 1972年）的解说文中列举了三本中国人的日本研究著作，分别是清朝首任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国史》（全40卷 1890年）、曾任孙中山秘书的戴季陶（1890-1949）的《日本论》（社会思想社 1972年）和鲁迅先生胞弟周作人（1885-1967）的随笔集《日本谈义集》（平凡社•东洋文库 2002年）。竹内好称赞这三本著作堪称中国人在日本研究领域的翘楚。而这三本著作之所以能获得如此赞誉，正是因为三位作者都从根本上对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同质性和差异性进行了比较，指出中日两国文化“同文同种”的观念是不确切的。
在全球化的进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参与到“日本学”和“日本研究”的领域中，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更加客观地认识日本，以形成贴切的日本观，并就日本文化研究的成果进行相互交流。而这也正是促进国际理解相互交流的重要方式。因为文化交流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相互理解和巩固和平的环境，而日本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化交流政策的补充，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到冷战格局的制约，中日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很少有机会能够传播到日本。研究成果的交流经常形成思想的碰撞。不言而喻，无论是日本的研究者还是中国的研究者，从研究成果的相互交流中双方都可以获得宝贵的方法论和重要的参考数据，可谓是一举两得，互利双赢。
4，比较文化性日本研究的视角
①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
研究任何国家的文化，都需要以时间上的纵向比较来划分年代，追寻其变化轨迹，同时还需要以空间上的横向比较来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这种以时间和空间为坐标的视角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研究。由于在社会文化领域不存在与时代特征完全脱节的研究，因而在日本文化研究领域，必须将历史沿革和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考察。中日比较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自然也应该将这种以时间和空间为坐标的视角作为基础。
中国曾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但近30年来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导致中日间的相互研究较之其他国家具有很大的不同。为此，在考察当代中日间的文化研究时，需要格外注重通过时间上的纵向比较和空间上的横向比较来加以分析研究。
井上靖的《天平之甍》（中央公论社 1957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中国对该作品评价的变化，可以从中发现以时间和空间为坐标来进行文化研究是何其重要。1963年4月，北京作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天平之甍》的中文本。由于该书介绍了遣唐使和鉴真和尚的事迹，具有很好的宣传教育价值。因此，中方希望在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情况下，通过该书的翻译出版来促进日中文化交流。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天平之甍》的评价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该书被批判为“代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而遭到封禁。该书的译者楼适义也遭到批判。但就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1978年，随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天平之甍》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再次受到高度评价。楼适义也得以平反，并重新翻译了该书。
仅以此一例就不难看出，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曾经受到过时代特征的左右。更可以想象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也是在日本研究界所不能想象的环境中走到今天的。
2004年，笔者编著的《“意”的文化和“情”的文化》作为中公丛书其中的一册在日本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了当今中国日本研究领域最前沿的学术论文。当时，多家媒体均对该书发表了书评。其中，《朝日新闻》的书评栏目认为“尽管该书编者对有关中共对日政策史的论文给予高度评价，但笔者却觉得这种论文极其无聊。”
从这篇书评可以看出，由于进行横向比较的空间背景不同，因此对论文的评价价值也不一样。这篇论文与中国国内同类论文相比，的确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如果与日本的同类论文作横向对比，并以当代日本的价值观来考察这些论文，得出“极其无聊”的结论也并不离奇。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同时代的不同空间有着各自不同的时代精神，因此如果同时对相同的对象进行考察，处于不同空间的评论者将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日中两国虽是近邻，但由于各自的国情不同，因此相互认识的错位在所难免。
同时由于彼此所追求的时代目标和理念存在差异，因此人们对同一事件的定性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不失偏颇地同时运用“中国式”的视角和“日本式”的视角来进行分析考察。而这一点，需要“学贯中日”、“思接古今”。
②中日“异文化”的视角
在日中两国的概念中，“异文化”一般都是指西方文化，因此，异文化研究的焦点也容易被集中到西方各国的文化上。日中两国在比较文化、异文化交流研究等领域的杰出研究成果基本上全部都是对欧美文化的研究。这是因为自从接触到西方文化的那一刻起，中日两国就都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作“异文化”。实际上，根深蒂固的“同文同种”观念不仅存在于中日两国之间，而且普遍存在于亚洲各国之间，双方往往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彼此的文化是相同或共通的。
那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在日本具有普遍性的中国观。在日本，将中国视作一个落后国家的认识依然根深蒂固。甚至还有相当多的日本人认为，现在仍然可以用奉欧美为所有价值的标准的思维模式来看待中国近年来所发生的变化。而事实上，中国已经在精神文化领域摆脱了封建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枷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结构性变化。
由于盲目效仿欧美的学术价值，日本往往陷入“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这种简单二分法的窠臼。然而事实证明，这种二分法不能套用于中国。带着有色眼镜，先入为主地看待中国是行不通的。考察一个国家，应该综合各种复杂因素，而使用“异文化”的视角来全面观察，更有助于逐步认清处于急剧变化中的中国，从而确立起全新的中国观。
另一方面，虽然当代中国社会与自古以来的传统教养体系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日本观、日本研究也已融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中，但我们仍有必要以当代中国独有的国情为出发点，来重新审视日本观和日本研究。下面就让我们尝试着用“异文化”的视角来分析中日两国间的一些摩擦。
2003年10月29日，在中国西安的西北大学文化节上，日本留学生们表演的“猥亵小品”被认为是“对中国的侮辱”，激起了中国学生的愤怒，并引发抗议活动。翌日，普通市民也参与到抗议活动中，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和集会活动，并最终演变成为一场袭击日本料理店的骚乱。
在日本，裸祭活动十分普遍。以被誉为日本“国技”的大相扑为首，仅穿着内裤、兜裆布进行半裸体表演的裸祭活动极为常见。JTB发行的日本各地“节日祭典日历”上所列举的节日祭典活动中，典型的裸祭活动多到30余种。
对于日本人而言，祭典活动是人们在内心深处对降临凡间的神灵进行虔诚膜拜的仪式，也是人与神灵进行交流的场所。由于祭典活动中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坦诚的祭奉神明，参加者必须满怀虔诚投入其中，因此也就不会对裸体姿势感到异样。
日本《古事记》中最有名的神话之一，就是神话时代，在天照大神隐修的高天原岩洞前，在八百万天神的注视下，天钿女命赤裸身体，翩翩起舞的故事。这个神话说明，裸体舞蹈从远古时代开始就已经渗透进入日本人的生活之中。
幕府统治末期的1853年，中国人罗森作为佩里舰队的随行翻译来到日本。当时，日本的国门刚刚被打开。罗森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后来发表在香港的月刊杂志《遐迩贯珍》上。（罗森的见闻录即《罗森日记》的日语译本在冈田章雄的《外国人眼中的日本 第2卷》（筑摩书房 昭和36年刊印）中有详细记载）罗森虽然身为亚洲人，但在接触到邻国日本的“异文化”时，仍深感惊讶。
“女佣中有不少人赤身露体地进行劳作，男人们则毫无顾忌地在众人面前露出大腿。女人看春宫画的情况司空见惯。甚至还有男女混浴的所谓‘钱汤’”。日本男女在性风俗上如此放浪不拘，令罗森讶异不已。直到今天，我们都不难想象出罗森在看到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开放的性关系和男男女女们的裸体时那副目瞪口呆的模样。
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任何裸祭活动。由于自古以来，祭典活动中都贯穿着儒家伦理所崇尚的“礼”。因此，祭典活动成为社会规范的一种实践，通过祭祀服装用具的样式和颜色将人和物的等级高下严格区分开来。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从“三礼”即《礼记》、《周记》、《仪礼》等儒家经典中感受到当年祭典活动的庄严肃穆。
祭典活动作为政治活动的重要补充，其目的在于彰显神圣性和权威性。因此，在祭典活动中首先必须“整衣敛容”，务必保持衣着整洁，姿容得体。在禁欲主义盛行，就连着装都受到严格规制的社会中，裸祭是无法想象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要求社会和国民摈弃旧习，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理念的道德体系。在推动男女平等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道德廉耻意识。猥亵的言行毫无疑问是属于批判的对象。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羞于在公共场所或集会场合表现性爱，新中国成立后涉及性方面的言行更是在公共场合绝迹。
始于196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压抑的时期。当时的中国在文化上实行闭关锁国，传统祭典活动被认定为封建迷信而遭到禁止，甚至还实施过禁书令。以裸体艺术为首，任何涉及性方面的表现形式都被作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而遭到彻底清除。
这种扭曲人性的悲惨时代所造成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例如，1980年，上海芭蕾舞学校在湖南省进行舞台演出时，男演员的白色紧身裤就给台下观众造成了很大震惊。芭蕾服装实际上是极为普通的一种舞台服装，但是当时的中国普通民众却将芭蕾服装联想成为“近乎裸体”的内衣，从而将其视作“猥亵”行为。当时，怒不可遏的观众在落幕后立即拍案而起，高声抗议道“这幅丑态还敢在舞台上丢人现眼，简直是不知羞耻。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芭蕾，那么我们中国人是绝不会接受的”。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多样化的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随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裸体摄影展得以举办，前来参观的人们排起长队，场面热闹非凡。介绍日中两国的浮世绘（春宫画、油画），并对性文化的重要性加以阐述的彩页图书——《浮世与春梦——中国和日本的性文化比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5年）也得以出版发行。
在西安西北大学发生的“猥亵小品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日两国都还没有学会将对方文化视作“异文化”来处理而导致的。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瞬息万变的时代，各种价值观令人眼花缭乱。相信总会有一天，当人们再次回顾起所谓的“猥亵小品事件”时，终能以成熟的心态，将其作为在学习与“异文化”打交道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付之一笑。
反观日本有关中国的教育，除中文之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都很充实。但是这些教育往往停留在介绍常识的层面上。而对于中国留学生以及希望赴日工作、居住的人们来说，最需要了解掌握的则是中日两国在价值观、生活文化等方面存在的深层差异。
惟有全方位、多角度的审视邻国，才能认清其真实面貌。中日两国虽自古以来共同接受着汉字圈的教养体系，但二战结束以来，双方均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近20年来，通过不断向外国学习，在思想行为模式上已发生了显著变化。
因此，当代的日本和中国都有必要以自身独有的国情为出发点，重新审视并调整固有的相互认识，并不断推进双方面向新时代的相互理解。中日双方都必须将西安“猥亵小品事件”作为文化差异的典型案例，从中总结吸取深刻教训。
“猥亵小品事件”作为一种表象，其深层原因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直到今天，人们仍未充分认识到将中日两国作为“异文化”来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中日两国也都还有不少人因为两国同为亚洲文化的一份子而忽视彼此在文化上的差异。因此，中日两国在相互认识对方当代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排除“同文同种”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在中国，因为同为儒教文化圈,认为日本也接受了中国的伦理道德。而日本也因其所接受的中国古典教养要远远多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而自认为很了解中国。中日两国在相互交往中，都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肯定能读懂对方。然而事实上，这终究只是表面上的相互认识、相互理解。
将中日两国作为“异文化”进行比较的视角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关注中日两国文化的异质性，进一步推进比较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
③相互认识的错位
中日两国间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同文同种”观念。这种观念虽然在某些时候有助于相互理解，但往往也会导致双方都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很了解对方，反而成为产生误解的根源。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慎重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想法，否则对方将难以正确理解己方的真意，从而最终导致事与愿违。但是仅仅依靠文献、资料来做思想准备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以对方国度作为研究现场，以身处其间的生活经历为基础，来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研究。唯有通过切身感受，才能够发觉到彼此在相互认识上的错位。
中日两国均使用汉字，因此人们常常会误认为同一汉字表达的是相同的意义。双方对于“爱国心”一词的理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这是褒义词，而在日本却是贬义词。因为日本国民认为就是受到这个爱国心的蛊惑，他们才被卷入那场可怕的战争。因此，战后忌讳使用该词。也就是说，汉字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变迁，已被中日两国各自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因此我们不能以自己对该汉字的认识来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作为一种“常识”，当我们察觉到彼此之间存在不同点时，也要想到这些不同点很可能来源于彼此在文化上的差异。由于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思想课题和政治问题横亘于日中两国之间，因而双方在处理现实问题时难免忽视彼此文化的差异一面。
这也是因为“同文同种”的观念必然衍生出“彼此早已相互了解”这种先入为主的错觉。以致于不太重视相互理解的过程的必要性。因此，相互认识和相互理解是睦邻友好的根本，也是推进日本研究的基础。
④重新认识日本的文化影响力
2004年9月，在哈佛大学举行了“另类诺贝尔奖”之和平奖的颁奖仪式。获奖者是现居住于兵库县西宫市的井上大祐先生。其获奖的理由是“发明卡拉OK，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宽容提供了新的手段”。在这一获奖理由中，我们可以看到幽默与智慧在熠熠生辉。
今天，卡拉OK作为日本文化的代表已风靡全球。就在上述颁奖仪式的两周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北京主办了一场主题为“世界中的日本文化——与本国文化的摩擦和融合”的国际研讨会。在会上，“卡拉OK效应”成为一个严肃的研究课题。除日本外，韩国、美国、法国、俄罗斯、印度、越南等8个国家日本文化研究领域的精英和专家齐聚一堂，用日语对该课题进行了反复研讨。其中有一个论题就是研讨以卡拉OK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对各国精神文化以及全球化浪潮造成的巨大影响。而这一论题恰好与研讨会的主题相吻合。
日本的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在世界各国都引发了“日本热”。在中国出现的“村上（春树）的孩子”、“哈日族”，在英语国家出现“日本超酷”等新词汇正是“日本热”最明显的标志。在“日本热”的影响下，日本以外的许多国家都将日本作为其发行强大的新颖“异文化”来加以考察研究，并同时稳步推动本国的日本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综合上述现状，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以下两点：
其一，各国对日本生活和大众文化的再认识，为人们重新审视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即软实力）提供了难得机遇。
其二，虽然日本文化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独具特色，但只要积极推动其以和平的方式对外传播，日本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范围将会不断扩大。“卡拉OK效应”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多啦A梦”（即机器猫）在世界各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日本首相。回转寿司也风靡全球。日本的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在不断接受世界影响的同时，也正在不断地面向世界广为传播。
与此成正比的是，世界各国不仅广泛重视日本文化的生活价值和经济效益，也正在瞩目对于日本生活文化、大众文化的研究。不过，日本人被公认为是善于“内视、内省”的民族，对于他国的日本研究，日本人不应抱着“南橘北枳”的心态冷眼旁观，而是应该积极认真地对其加以分析考察。唯有如此，日本的研究者们才有可能从他国的日本研究中汲取营养，获得启发，从而推动日本研究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为国际性日本学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⑤注重中日文化关系的视角
中日交流的历史长达两千余年，而日美交流的历史仅始于1853年佩里舰队叩关，距今不过1个半世纪而已。中国的影响渗透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日本文化也早已被深深打上了中国的烙印。虽然中日两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了和平交往，但也经历过几段不幸的历史。因此，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后，变得极为复杂。其中既有从邪马台国时代至遣唐使时代的友好回忆，也包含着倭寇入侵、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难以磨灭的苦难记忆。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伴随着日本产品和大众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普及，中国对日本又有了崭新的认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等问题的存在，日本的负面形象在中国始终无法消除，从而导致当前的中日国民感情如同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因此，当我们在思考如何才能让中日关系回归友好状态时，不能仅将目光投向政治中心的对立和分歧，而是应该将双方共通的部分培养成为促进对话的“土壤”。而能够将日中两国连接起来的最佳“土壤”则非文化莫属。公元663年，中日两国虽然在朝鲜半岛爆发了白村江海战，但遣唐使的派遣和接受并未因此而中断。这正是因为遣唐使是和平的文化使节团，没有任何经济和领土上的野心。此后，即便是在日中两国关系因倭寇入侵而陷入冷淡的时期，渡海前来中国的日本东大寺高僧奝然（938-1016）依然得以与当时中国的皇帝进行对谈。中国的《宋史•日本传》忠实地记录下了这段历史佳话。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日本的认识绝不仅是负面消极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土壤”可以成为分析判断政治经济问题、国际关系问题以及外交问题的基础，同时文化上的差异也会对双方的相互认识和判断标准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文化上的交流，能够增进相互理解，减少彼此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以及外交领域的矛盾摩擦，从而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总而言之，文化能够作为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外交手段以及国民感情的有益补充，让双方关系的根基更加坚若磐石，牢不可破。
正是由于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因此，人们往往关注双方在政府使节层面上的文化交流。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交流，并不局限于狭义上的政府使节层面的交流。中日两国就好比两面相向而置的镜子，日本这面镜子里映有中国文化的模样，中国这面镜子里也映有日本文化的模样。这种相互的文化观实际上已经渗透到中日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日本的节日有和中国一样的七夕，端午等等。因此，在普通民众的层面上推动文化观的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以普通民众为中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来重新认识双方的文化关系。
如果将日中关系的研究重心转移到文化领域，就会发现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分别培育出了各自独具特色的文化，并从中衍生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宗教、文学以及思想。中日两国都应该将文化关系作为中日关系的基础予以关注，并相互对取至于对方的智慧心存感激，同时从中发现中日文化的不同，从而相互认识到彼此在文化上的差异。因此，对于中日两国而言，促进文化交流的工作永远都是不可或缺的。中日两国间如果能多一些平等的对话，则会减少一些政治上的分歧。为此，中日两国的研究者们应立即携起手来，共同推进中日文化关系领域的研究。
放眼当今世界，再没有哪两个国家能够拥有中日两国这般悠久的交往历史。但在历史上交往如此密切的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和冲突。如果对这种扭曲的现象听之任之，其绝不会自己消失。因此，当务之急之一就是要充分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牢牢把握住将中日两国作为“异文化”的视角，重新对双方的文化关系进行确认、分析和研究。这种方法同样也适用于亚洲的其他国家之间。
5，国际日本学研究的课题
①以克服“内向”和双向开放为目标
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有其“内向”的一面。而过分的“内向性”与全球化、国际化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从事国际日本学研究首先需要注意克服“内向性”的思考，然后通过研究者之间双向、多向的合作，使彼此都对本国文化的内在结构和外在环境予以关注。因此，今后必须着力建立起一个可供各国研究者虚心求教，相互学习的知识网络。
国际日本学研究的性质决定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摒弃“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研究方式和心态。在外国人看来，日本式的“垂直管理”的人事关系和研究者“分拨抱团”的状况往往会让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以及外国人感觉自己受到排挤。这就要求双方都将对方视作“异文化”，并进行双向的自我改革。
日本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日本研究的对象，其所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吸引着全世界的日本研究者为之殚精竭虑，皓首穷经。日本应该以此为自豪，并不断改进提高，尽力促进日本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为了更加广泛地彰显日本的魅力，就必须大力吸引外国研究者。外国研究者的参与会不断拓展日本研究的领域，同时进一步夯实日本研究的基础。为此，日本必须建立起一套具有国际意识的，开放的研究体制。
②树立平等的文化观
一般而言，人们都是通过学习了解本国文化从而对祖国产生自豪感的。唯有以对本国文化的自豪感来看待他国人民的文化观，才能够体会到“平等”二字的真意。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彼此在文化上存在差异，人们对与自己认知不相符的事物会产生莫名的排斥感。而这种排斥感往往又会导致人们在不经意间做出不合适的言行。这也就是平等的文化观难以成为人们日常习惯性思维的重要原因。目前，中日两国都对了解本国传统文化是认知异文化的基础的认识不足。尤其是战后的日本，由于一直以西欧为基准，就连日本研究领域也都热衷于以西方标准来进行分析考察。今天的日本应该重新认识到，惟有将“西学”与“汉学”作为并驾齐驱的两驾马车，才能使其共同承载着“大和魂”不断前行。同时，也惟有树立起对待亚洲的和谐、平等的文化观，才能助推日本文化跨越西方与亚洲的藩篱，被异文化圈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为了进一步深化日本文化的国际性，日本需要时刻保持这种基本的问题意识。
③探究全方位的方法论
国际性日本学研究的本质要求研究者必须学习运用其他各领域的方法论。例如，所谓“参与法”实际上就是文化人类学上的实地考察法。由于日本观存在于普通大众之中，其包含着爱恨交织、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因此，如果我们要对日本观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参与法”就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又如，“有机关联”是对在多个领域内进行的细化研究的综合方法。总之，学习借鉴其他领域的方法论既符合国际日本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全球化社会赋予研究者们的使命。
④重新反思亚洲观，和平传播日本文化
战败后的日本将对战争的反省纳入视野，立志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但曾几何时，日本却将“文化”弃之一旁，选择了优先发展经济，从而一跃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其后，在所谓“失去的10年”里，日本迷失了基本的发展方向。而此时如果环顾日本以外的世界，就会发现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由日本不经心地传播出去的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在世界各地受到热烈欢迎。其中所蕴藏着的强大软实力首先被外国人发掘出来，并已充分加以运用。而这种软实力才是能够标志日本真正成为“文化大国”的重要象征。创造者日本自身反到成了被发现者，这足以说明日本的问题所在。
在曾经饱受日本侵略战争苦难的亚洲地区，日本文化依然能够在其所到之处掀起一股股“日本热”。这种现象如同一面镜子，让日本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文化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广为传播。同时，日本文化在亚洲地区的和平传播也为日本赢得了理解。试想，如果人们真正能够以文化的和平传播来促进相互理解，那么将易于彼此间心平气和地对话。
为此，日本需要对其亚洲观进行重新调整，并且通过与西欧中心主义的比较，来重新构建以理解，尊重亚洲价值为轴心的亚洲观。而当前正是日本重新反思其亚洲观的最佳时机，希望日本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握住这一难得机遇，从而更好地推动日本文化的和平传播。
⑤关注非日本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
在从欧美归国的留学生中，诞生了许多与日本相关的研究成果。曾经留学德国，现任同济大学教授的袁志英就是其中一例。上世纪30年代，大批欧洲犹太人为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而逃亡到上海的租界。袁志英十分关注犹太流亡报刊所反映出的日本观，于是撰写了题为《黄报、施托菲尔和黄报中的日本观》的文章。该文以前所未有的视角，对涉及德、中、日三国的主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对于推动日本研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袁志英研究的对象是奥地利籍犹太人施托菲尔一手创办的《黄报》。袁志英从《黄报》上撷取了18篇有关日本的报道，并从中分析了上海流亡犹太人的对日认识。这些报道多数都出自于德国记者之手，然后被《黄报》所转载。其内容包罗万象，从《源氏物语》、《唐人阿吉》等文学作品，到日本人移民美国的历史、精神分析学在日本的普及状况、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家体制等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都有所介绍，充分反映了当时德国人、犹太人心目中的日本形象。袁志英充分发挥其精通德语的优势，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这些不为人所注意的新闻资料，并从中得出了令人钦佩的研究成果。
当时，虽然日本在上海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黄报》却始终贯彻中立的办报方针，其报道中既有赞赏“日本拥有杰出文化”的内容，也有批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内容。《黄报》对于日本的报道，反映了该报创办者施托菲尔自身的日本观。同时，由于遭受纳粹迫害而亡命天涯的犹太人与列强蹂躏下的中国“同病相怜”，因此《黄报》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径予以了强烈谴责。
以旁观者的视角研究日本的另一个例子是由社会学家李培林撰写的《再度崛起的日本》。该书已于2004年由中国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李培林在法国留学期间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2003年，从未涉足过日本研究领域的李培林在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赞助下前往日本庆应大学讲学。在此期间，李培林将自己对日本的切身感受记录下了，最终集结成为《再度崛起的日本》一书。李培林曾就该书对笔者谈及如下感想：
“《菊与刀》的作者也没有亲自到过日本，但我想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应该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于是我决心写一本书，来尝试着对日本社会做一番考察和分析”。
6，代后记—论文评价的不同
在中国，论文讲究的是高屋建瓴，能提出新观点，能够对社会有用的论文就是好论文。而日本人撰写论文强调的是数据资料的严谨扎实，要在充分重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每一处细枝末节进行深入的微观分析。这样的论文在中国恐怕是不会受欢迎的。由此看来，中日两国对于论文的写法，存在着观念上的“鸿沟”。其实不仅是在中国，就连留日的韩国学生也抱怨说，在日本学到的论文写法回国后难行得通。
论文是研究者心血的结晶，论文的写法反映出研究者对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随着中日学术交流日益增多，研究者今后在撰写论文时可能也需要在中日两种风格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这篇拙文记录了笔者在国际日本学研究领域上下求索，蹒跚而行的脚步。在中日两国朋友们的支持和指引下，笔者似乎在“山重水复”之中窥见以相互理解的视角来进行日中比较文化研究这条“曲径”。笔者深知，拙文所述观点还极其不成熟，衷心期待各位先贤，同仁的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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