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天安门风波为背景的小说《浸着时光的早晨》获得芥川文学奖。迄今，虽然有在日本生活的韩国和朝鲜人获得过此奖，但从1935年始创该奖以来，这次是日语非母国语的作家首获此奖。
年过20以后移居异国，又在20年后用所学的外语写小说，并在居住国荣获最驰名的纯文学新秀奖——这样的事情可能吗？有写小说才分的人数极少，用外语写作的门坎则是更高。但是这位中国女性却轻易超越了这些障碍。迄今为止，在日本的朝鲜和韩国人之中获此奖者共有4例，但是作为用外国语，即后来学习的日语写作的获奖者，却是芥川奖从1935年创设以来的首次快举。
1964年6月，杨逸诞生在中国哈尔滨市的一个教师家庭，接受的教育是“资本主义是人吃人的社会”。但在1980年前后，她接到住在横滨的舅舅的来信，一下子改变了对日本的印象。和信一起寄来的不是见惯了的黑白照片而是鲜艳的彩照，表兄妹们时装新颖还有那风景照片上鲜艳的色彩令她心动和惊异，随之向往。
这成了她1987年赴日留学的契机。当时并没有“学什么”的目标，仅仅是出于“想见识见识”的好奇心。来以前甚至没有学过日语，寄居在先来留学的神奈川县的一个亲戚家里，晚上到附近一家生产电脑塑料部件类的工厂打工，白天被电车摇晃着去东京新宿的日语学校上课。途中须走过情侣旅馆集中的街道，好几次被警察叫住盘问：“你，在这干什么？日本也挺危险的呀！”
在电车里听到的乘客间的会话，成了她学习日语的活教材。另外，她在上下车的车站旁，常常与管理自行车的大叔聊天，将刚刚学到的日语，活学活用。同时又带着录放机随时欣赏松田圣子的歌曲。这些努力未辜负人望，在日语听力测试中她获得了满分。在东海大学旁听一段以后，于1991年春天考入御茶之水女子大学，专攻地理学。毕业后在一家面向新旧华侨的报社做了记者和秘书。
杨逸在文学界初次引人注目，是去年秋天作品《小王》获得文学界新人奖。由文艺杂志《文学界》主办，面向普通人征文的新人奖，从首届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华丽起步，随之有深田祐介、丸山健二、松浦理英子、青来有一、吉田修一等英才辈出。不过，迄今没有中国人获奖。
今年1月曾被选为芥川奖候选作品的成名之作《小王》，描写了组织率领四国地区的农村单身汉们赴中国相亲的大胆之举、同时又逼真地描写了在中国社会的激剧变化中受到捉弄，令人同情而富有魅力的女性。
由于日语的表现能力不足，很遗憾没能获奖。而紧接着被推举为候选作品的《浸着时光的早晨》所描写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一次是以1989年天安门事件及其之后为背景，地方出身的两名中国青年长达12年经历的理想、挫折与友情的轨迹。
当时，旅居日本进入第三年的杨逸，通过电视得知祖国的民主化运动高涨而为之“热血沸腾”，在5月初曾短期回国，专门去了天安门广场亲身感受民众的热情。虽然在坦克驶入的那天离开了广场，但是面对这急剧变化的祖国，内心还是受到了冲击。“天安门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是否也成长了？不欲追究对还是错，只是想记下那些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看清楚了的什么。所以在小说的题目中加上了‘时光’。如果没有事件的发生，或许都不会思考自己究竟为什么活着。”
在获奖后的会见中，杨逸微笑着说：“最使我高兴的是，不是因为是中国人，而是作品本身得到了评价。”“获得文学界的新人奖，似被允许跨入作家的门坎，但自己却总还是在门口处彷徨，这一次却是被人一下子拽着胳膊拉了进去。”
当被问及所喜欢的日语词汇时，她的回答是“不着地的脚心”，其幽默感就像受到了使她热衷的作家筒井康隆的传染。她还说，“日本的年轻人过得太平安了，受的挫折太少。挫折绝对必要，我也是几次跌倒了又站起来的人生。”
经历了与日本人的结婚、离异，现在只靠自己抚养着高中二年级的长子和初中二年级的长女。她表示今后还要边继续做中文讲师边写作。因为“不在工作中与人接触，作品就会变得苍白无力。”
在从万叶时代起，就接受中国强大的影响，写就文学史的国度里，现在又有一位中国女性欲吹进新风。由此，无不深感在长远的历史中确有无形的循环在轮回。
（摘自《中央公论》2008年9月号）
作者简介
山内则史 Yamauchi Tadashi
读卖新闻东京总社 文化部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