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日本文化的特征是“情”，中国文化就是“意”和“理”。虽然突破两种相异文化的界限并不是易事，但读了杨逸的芥川奖获奖作品《浸着时光的早晨》，方知有这种不受原理原则束缚，以奔放的笔触表达个人感受的写作方式。
作品末尾给人的印象尤深。主人公对孩子们说：“故乡，那是自己出生的地方，也是死的地方。那里有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的温暖的家。”接着，让年幼的“民民（Takkun，小说中3岁的“民生”爱称)”做总结：“那样的话，民民的故乡就是日本喽。”
这是一句超越地理祖国概念，将故乡志向转向日本型的象征性语句。鲜明地显现出超越主义、思想等复杂论争毫不相干的感性故乡志向。
对日本而言，故乡集约为山、川、海、原野与田园景观。生长在东京和大阪的人，大多都会自叹“没有故乡”，以自然为核心的故乡志向似乎是为日本人所普遍共有。
在一首歌曲里有这样的歌词：“追过兔子的那座山，钓过鲫鱼的那条河……”这首广为传唱的童谣，与淳朴的大自然融为一体，比起动辄搬弄大道理，更有某种回归自然风土的本能感觉。这是那些视原理原则为唯一判断标准想法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强烈的“发自内心的感性的原生态自然”的思乡情怀。
在该获奖作品中，尾崎丰的歌曲多次出现，回响。主人公和亲友在日本相会时去唱卡拉OK。“我把孤独存放胸中。在向钱看社会中生存的人无法理解的狼一般的孤独，在我胸中却会坚守不放。”一双双眼睛一齐投向荧屏中的尾崎，朋友之间那难以名状的休戚与共感油然而生的场面，在书中作了重重的描述。
据说杨逸对日本很早就抱有好奇心。在哈尔滨上中学时，看到日本的亲戚寄来的彩色照片，感受到山清水秀的日本的魅力。后来她选择来憧憬已久的日本留学，毕业后也留在原地居住。她拚命地与当地人会话，日语有飞速的进步，这不单单是因为她有欲融入日本社会的热情，也是因为与日本的文化风土产生了本能的共鸣，所以能被日本深深地吸引住。
在重视理念与理论传统的中国，小说通常是讲道理的手段。很少有像日本的私小说那样侧重于个人心理的体验，凭感性来描述的手法。从这点来说，在该获奖作品中，几乎没有那种搬弄大道理的场面。可以说，这种心理体验描写手法贯穿始终的作品，应该说这是适应了日本的小说风土和风格。
对与作者是同一年代、因天安门事件受到挫折而不得不放弃学业的人来说，对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个人与国家进行重新审视是一种命运，也是小说的主题。对于这一代人说来，也许像在日本这样的，既能适当得到祖国信息、又能保持一定距离的一衣带水的邻国，如此恰到好处的，可以深思熟虑的“书斋”确实是别无觅处了。
杨逸的获奖是超越日中界限的文学在两国发生和成长的见证。预示了在表现手法等广泛领域中互补有无、开创优秀作品问世环境的方向，同时宣告了日本真正地迎来了多种文化共生的时代。
用语言传播感性的日本文化诚然自有其困难的一面，但杨逸的芥川奖获奖，展示了日本文化更多的可能性，并预示了为世界和平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的来临。
(王敏 Wang Min，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教授)
（摘自《佐贺新闻》2008年7月26日─共同通信社提供─）
（编辑部注）原文为作者以日文所撰之。
芥川奖与私小说
芥川奖是授予那些从事纯文学（即非学问型的、以形成美为重点的文学作品）创作的新人作家的一个文学奖项，每年颁发两次。自1935年创设以来，作为与直木奖并驾齐驱代表日本的文学奖，有为新人作家成就为职业作家登龙门之美誉。获奖者中，从吉行淳之介、远藤周作、到大江健三郎等著名人士名列其中。近年来，芥川奖最年轻获奖者纪录不断更新，2004年年仅19岁的绵矢理沙（Risa）创作的《叫人欲踢的背后》和刚刚20岁的金原瞳（Hitomi）创作的《给蛇带耳环》同时获奖，传为美谈。这次杨逸成为第139位获奖者。
在纯文学领域，自田山花袋写的《蒲团》（1907发表）以来，作家以自身的体验感觉为题材，小说的主人公表述自身的内心境界与感情，即所谓私小说成为主流，确立了日本文学独特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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