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曾根康弘 Nakasone Yasuhiro
1918 年生。财团法人世界和平研究所会长、亚洲太平洋议员论坛名誉会长。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1941 年进入内务省。1947 年初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历任运输大臣、防卫厅长官、通商产业大臣。1982 年至1987 年任内阁总理大臣。2003 年退出政界。主要著作有《日本的总理学》、《自省录》等多数。
2009 年是“变”的一年
去年的年初，我曾预测2008年将是“乱”的一年。“乱”是指人世间的秩序发生混乱，结果真的是不出所料。放眼世界，因次级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世界陷入巨大的混乱，酿成了人们所说的百年一遇的大萧条。美国在伊拉克政策和经济政策失败持续的混乱之中，为寻求变革选出了民主党的奥巴马担任新总统。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在世界上遭到批评，美国在国际上的权威扫地，代之而起的是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增强，但金融危机也使欧元变得比美元还不稳定。虽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国家和产油国的发言权迅速得到提高，但一个时期突破历史最高值的原油价格又在入夏后急速下跌。另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恐怖活动再度猖厥。在日本，也出现了首相突然辞职，不经过众议院大选就当上总理的有三位。由于错过了解散众议院实施大选的时机，致使众参两院势力失衡的“扭曲国会”继续延续。经济的持续下滑，乱杀无辜的恶性犯罪增多，人们对社会的状况怨声载道。
观察2008年如大地鸣动般的动向，我本人用一个汉字表达对2009年的预测则是“变”字。诚然，从历史上看像大盐平八郎那样的“乱”不能变天，但是像本能寺之变那样的“变”（1852年6月，织田信长的重臣明智光秀起兵谋反，袭击了当时住在京都本能寺的主君信长并使其自刃的事变。其后丰臣秀吉在混乱中统一了日本——译注）却能改变天下。2009年是日本的战后政治进入非常重要阶段的一年。即将到来的解散国会举行大选，究竟自民党内阁能否延续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日本政治史上的一个大转折有可能出现。经济上，今年将出现负增长，也将是战后以来最大的经济萧条，基干产业遭受严重打击，出现失业者涌上街头的严峻时期。经济与社会的差别进一步增大，年轻人对未来不再抱有梦想和希望。
目前席卷世界的是深刻的经济问题，是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要中之要的问题。作为收拾混乱的短期之策，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来帮助低收入者并创造就业机会。但由于次级贷款问题产生的金融危机的病源菌已经扩散到了全世界，一向大量依赖对欧美出口的日本经济，在欧美遭受重创的情况下要想真正得到恢复亦是很不容易。估计日本经济的负增长将持续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半期，世界性的病情得到康复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从经济上看，一段时期内日本还要在谷底爬行。
同样，政治也是在谷底爬行。解散国会举行大选有可能在五六月份举行（编注：至6月目前，尚未解散国会及进行大选）。届时自民党将会减少80～90议席，视选举的结果，届时政权有可能出现更迭。从1955年鸠山总裁的日本民主党大胜吉田总裁的自由党的历史经验看，发生颠覆政权的事态并不奇怪。这次选举不仅仅是判断日本的政治是否转换而是在于其结果将左右日本的走向，从而成为战后的一次罕见的重要选举。从社会上看阴暗事件频发，时代将对年轻人和心情郁闷的人带来刺激，与昭和大恐慌时代的形势相仿。作为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希望内阁认真地分析形势，做到稳定局势，避免非常事态的发生。
2010 年代前半期全面清理不良资产
如上所述，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2009年“变”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在世界范围首先必须解决的是恢复景气以及修复遭受创伤的金融系统，在社会上需要尽快造势 ，做出“经济不会继续恶化”、“不良资产不会继续扩大”的宣传，以增加人们的安心感。其中一个标志是成为这次危机导火线的美国的住宅价格动向。许多人认为，价格下降将会持续到2010年，但如果经济长期低迷，其恢复时期很有可能会被拖得更长。只要人们不认为已经到了谷底，就不会消除人们对市场的疑心暗鬼，身陷深不见底的深渊的恐怖中的人，很难消除对市场的疑虑。
不良资产方面也须尽早加以处理。下个月的4月2日预定举行第二届世界金融高峰会议。这次峰会最重要的课题是，早期把握并彻底公布因金融危机而产生的不良资产，制定置于金融当局强力监控下的国际框架系统。因这次危机产生的不良资产规模已经达到天文数字，而且由于投资银行过分地依赖外债证券化，致使受害范围蔓延到了全世界，甚至连总的损失额度情况都无法把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推测，在短短的三个月内，损失额度就已经从1.4万亿美元（2008年10月）膨胀到2.2万亿美元（2009年1月），英格兰银行的推测是2.8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不良资产总额。经济混乱产生不良资产，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至今还在继续的恶性循环，其损失额有可能更加巨大。
但是，损失额度即使大大超过预计，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应当是不加隐瞒，严加监管，把握整体的损失实情并及时公布。对照日本在90年代后处理金融危机的经验就能得到充分证明。在此基础之上，有必要采取诸如注入资本、收购不良资产、流动性供给、提高存款保险、促进银行合并等所有的相关政策手段，对不良资产进行早期大胆的处理。此外，必须进行国际协作，尽全力纠正受到重创的金融体制的缺陷并加以修复。虽然恢复金融体制需要几年的时日，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时期以大致定位到2010年中期较为妥当。
进一步说，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监管体系的极不健全。随着信息化的进展，金融交易本身变得非常高度化、更加全球化和复杂化。要充实具备专业知识的队伍建设、强化对信息的收集，建立能够对应新发生的事态的监督体制。这次危机表明，国际性的监管体系自不必说，甚至国内的监管体系也是靠不住。监管体系跟不上金融技术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缺少合作联系，这次的金融危机最大的反思之处是，构筑新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统一监管标准极为重要，这也是许多人士所指出的。
日本在这次金融危机的事后处理时，不仅对本国，也不要忘记对世界的关注。日本应该联合亚洲的其它国家，为建立亚洲新的金融体系的框架做出积极贡献。首先是积极运用90年代的经验与知识，把苦涩的教训作为反面教员向世界传授。另外需要灵活运用丰富的外汇储备，向陷入资金不足的国家机动性地提供流动资金。在此基础上，日本应努力扩大内需，在世界上领先实现真正的景气恢复。在处理不良资产的期间，无论哪个国家都会为处理负债所累，危机后遗症会造成市场心理的萎缩。其中，与欧美相比受伤程度较轻的亚洲特别是日本，应该为世界经济的稳步恢复全力以赴。
超越布雷顿森林体制
这次危机与以往发生的危机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是证明了第二次大战后持续了60年以上的国际经济与国际金融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为此成为震源地的大变异，的确是战后世界的一大转机。当人们身处混乱当中时，往往会患上见近不见远的近视症。但是，越是在混乱的时期，日本越是应该立足于长期的、世界的、历史的视野推出独自的战略，明确2010年之后日本的目标。
我就任会长的世界和平研究所，提出了在构成战后国际体系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之后的、展望在2030年代的未来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建言书。其突出的内容有三点：第一是把将来引进亚洲共同货币以形成以亚洲为世界第三极的设想纳入视野；第二是提示了具体的路线图；第三是明确提出了立足于政治经济的广泛视野，必须加以克服之处以及解决的对策。
其实，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与背离实体经济、非常膨胀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有关。美国通过去年的总统选举，原有的伦理观回归，就是对迄今做法所做的一种反思，可见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堕落。美国人的消费超出了自己的身量，而金融技术的发展又使之成为可能。在信息化的进展中，金融技术的证券化发展到极端的高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迷失了方向，一部分转化为投机。但是由于交易的规则和信息公开等全球性的市场不完善和监管体系的滞后，有很多是钻了各国规制漏洞的空子。虽然金融交易发达本身提高了金融整体的效率，有正面的效应，但如果与此对应的市场监管体系不健全，就会发生大的扭曲，使经济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这次是担心变成了现实，再加上国际性的失衡与亚洲直接金融市场的欠发达，又使这一影响进一步增幅。
这次金融危机完全显示，重新看待全球化市场的时机已经到来。战后60多年间，包括提供基轴通货在内，对全球市场的相关整顿完全是听任美国。构成战后国际经济、金融系统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也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制订并加以维护的。这一体制以承担稳定通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承担开发的世界银行这两大机构为中心，为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确立以美元为基轴通货的体制下，国际经济与金融体制保持了稳定，国际间的交易非常活跃，日本和欧洲实现高速经济增长也得益于这一体制。此外，世界银行把市场经济体制扩展到全世界，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行，在支持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之下，自由贸易得到促进，贸易利益成为战后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动力。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制同时也有负面部分。首先，由于国际通货为美元所独占，美元的对外价值的稳定变得失去规律。为此，世界有时会因美国的国内问题出现摇摆。另外，如同这次金融危机陷入了流动性危机，对美元不足时的支援体制很不充分。进而，在市场经济扩大的负的一面是世界范围内的差距在拉大。虽然都是市场经济，但由于地区和历史不同，也就不可能都是同一种模式。战后在世界推广的是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由于无视地域性，这一强加的模式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也招致了不少经济上的混乱。
在这种功过相交之中，在战后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背景下，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手段被广泛接受。单一的基轴通货一旦被接受，通货竞争便难以进行，此后也很容易在惯性的作用下持续使用。为此，美元迄今克服了向浮动汇率制转变的种种考验，继续保持着作为基轴通货的地位。
但是在这次危机中，增添了两大新的因素。
多层国际体系与形成亚洲第三极
第一，作为战后世界经济房架的美国经济的地位相对下降。而且随着在对全球的市场环境进行整顿与维持中发生的莫大成本，只靠美国一家变得难以承担。市场这东西像同公共资产，如空气般地存在着，它的形成和成本在日常很少被人意识到。但要想使市场经济顺畅地发挥机能，则使其具有让人遵守交易规则的强制力、消除信息偏重于一部分市场参加者的信息不对称性等就将成为必须条件。反过来说，如果条件不具备，就会陷入市场不完整和市场的失败等机能性不全。这次危机正是市场没有很好发挥机能的市场失败典型事例。
第二，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与金融交易的国际化和复杂化的快速变化，导致整顿市场环境的成本飞跃增加，国际交易的监管变得非常困难。这次危机显示，特定地区出现的金融市场的混乱，其影响会在瞬间扩散到世界，使全世界同时受害。
为了应对这种新的事态，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只靠美国一个国家维持现在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制。对全球市场环境的整顿，不仅仅要基轴通货国承担，也需要世界全体共同分担。更何况美国自身又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历史正在要求对其经济及其国家的状态进行严正的批判。
如同经常议论的那样，作为一种选择方向，有必要由复数国家对现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扩充、加强。具体方案是，扩大各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的出资与融资，在强化金融监管指针的同时取代美元，使主要国家的货币篮子特别提款权（SDR）成为基轴通货。为了加以实现此方案，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的脱轨，提议作为新的指挥塔超越G7，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G20等集体领导体制转变。
同时，有效的做法是，构建地区市场、国家市场等多层次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以全球市场与国内市场相互补充的形式，在域内国家集中的地区建立市场。在此基础上，以地区为单位完善有效的市场监管机能和应对经济危机的支援体制。这一多层次的体制将会加强全球市场，对世界整体也将带来莫大利益。这种地区的运作应该是开放性的，并非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形成势力范围。立足于这一立场，在不以美元单一基轴货币系的前提下，通过使用地区的共同货币，把向复数基轴通货体制转变纳入视野。
这种两方向性不是二者择其一，完全是补充性的。立足于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有必要从这两个方面加以推进。展望将来使用亚洲共同货币，形成与美元、欧元并列的亚洲第三极，这对于亚洲是有力的选择方案。通过形成亚洲第三极，与欧美之间取得平衡，在相互补充中共同支撑世界的经济秩序。为了使世界市场不再发生这样的危机，需要完善市场环境，保持统一的政治意愿，努力解决危机，这对于整个世界也是重中之重。
亚洲第三极的经济、政治利益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制不可能一天就能完成。基轴通货体制中有惯性运动，不能立即转变为复数基轴通货的体制。另外，如果不能越过众多的障碍，引进共同通货也不能实现。因此，美元作为基轴通货的地位当前还要继续。在亚洲形成第三极，并非要取代现在的基轴通货体制，而是与美元、欧元共同形成互补关系。
有利条件是亚洲地区在经济方面的一体化大有进展。欧洲是在立足于反省无数次战争惨祸的基础上，首先是在搭建了政治的、制度上的结构后才引进共同货币欧元的。
另一方面，目前亚洲地区四通八达的贸易与资本交易在深化，相互依存关系很强。地区内国际贸易与金融资本交易量庞大，生产网络铺开。在区域内降低关税方面也有进展，国际交易的障碍较少。从经济上看，可以说引进共同货币的条件正在市场中自然形成。
但是，由于区内的交易许多是按美元结算的，亚洲国家在进行贸易时会发生汇率风险（通货交换成本），而且美元的价值受到与亚洲无关的区域外的经济变动很大影响。毫无疑问，使用亚洲共同货币可以减少汇率风险带来的脆弱性，为提高区域内的经济效率与稳定做出贡献。此外，在亚洲使用共同货币前提下，在亚洲加强多层次的金融监管支援体制，将使全球国际经济与金融体制更加巩固。另外，在亚洲的价值观下，也有助于发展与亚洲的地区性相符的市场经济。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亚洲第三极的动向对亚洲以外的地区也能带来莫大的利益。首先，亚洲地区整体经济的稳定增长，也将形成对欧美来说有希望的市场。此外，经济规模小的国家通过流入硬通货，不容易发生经济与金融的危机，从而提高世界经济的稳定性。进而，通过确立复数基轴通货的体制，可以使相互间的对外通货政策有规律地运作。复数通货体制虽然存在着交换效率降低的负的一面，但也存在着通过通货间的竞争，使通货的对外价值得到稳定的十分有利的一面。稳定的通货价值能使经济交易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顺畅发展。另外，以使用共同通货为杠杆，区域内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将得到飞跃发展，将带动世界的贸易与资本交易的自由化。在这一方面，欧元为稳定世界经济做出贡献的经验有目共睹。
进一步说，使用亚洲共同货币将加强区域内各国间的政治团结，带来促进区域内的相互理解与顺畅的政治协调等政治上的益处。由于区域内政治上的不和谐会导致通货的对外价值的不稳定，使用共同货币能起到地区政治稳定器的作用。另外，虽然在导入共同货币的过程中本国中心主义容易抬头，但通过发挥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将会得到克服，从而深化区域内的相互理解与联系，为地区的稳定做出贡献。进而，亚洲区域内的政治协调，将促进亚洲地区整体的民主与自由，不仅有利于世界政治的稳定，也使在与亚洲以外的世界进行政治调整变得更加顺畅。
实现亚洲共同货币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利点，在实现使用亚洲共同货币的过程中，人们希望经济规模占世界第二位的日本与第三位的中国作为核心，进而与韩国及其他亚洲诸国进行协调，努力扩大合作。日本作为有长久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市场主义传统的国家，应当积极地参与框架的构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英国、冰岛等非欧元区的通货经历了比欧元下跌更大的体验。由于参加更大的通货联合能减少危机风险，东盟等国对参加共同通货区很可能采取积极的态度。
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很大差异，无论是政治与经济体制，还是在历史和文化方面都存在着多样性。另外，从欧洲的经验看，使用共同货币也经历了很长的路程。从进行货物国际统合的上世纪50年代起，历经在服务、人员流动上取得进展，再到实现欧元货币统一的1999年，约经过了半个世纪。而另一方面在亚洲，甚至在日本、中国、韩国之间都还没有实现缔结经济合作协定（EPA）与自由贸易协定（FTA）。但从长期看，只要一个一个地加以克服，三国在实现东亚共同体方面将成为巨大的推动力。
使用亚洲共同货币是构建亚洲第三极中的长期展望的设想。在今后的20年间，在考虑使用共同货币时，应该在准备阶段致力于构建相关的系统。首先，在加强对国际货币基金进行金融监督和支援的同时，有必要构建多层次的亚洲新的金融监管与支援框架。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特别是市场的信息流通能发挥正常机能，认真建立起防止利用信息流偏、信息操纵等商业活动有机可乘的框架。其中在与全球的金融体系相协调的同时，也必要寻求构建与亚洲的经济及其金融观念相符的开放性的地区金融体系。
亚洲是世界经济成长的中心，需要很多资金，同时地区内的储蓄量也很大。起到连接作用的是金融。金融是将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血液的资金向所需处提供，起到使经济全体有效地运行的作用。由此观之，如何创建新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将大大左右亚洲的未来。另外，立足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反思之上建立的清迈倡议(CMI)有必要重新构建，必须完善亚洲的支援体制，以便能够快速扶助陷入危机的亚洲各国。虽然清迈倡议(CMI)是在东盟＋3的框架下设立的以300亿美元为限的货币互换协定，但其中许多是与IMF连在一起的，很不方便亚洲国家利用。
这一金融体制框架的创建，是实现亚洲共同货币漫长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作为第二阶段，有必要推进各国之间的政治对话，协调各国的财政与经济政策。同时创建包括日元、中国的人民币、韩元以及其他亚洲通货在内的亚洲共同货币单位ACU（Asian Currency Unit）,进行实体利用。再进一步，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监督区域内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动向。在构建ACU结算等金融机制框架的同时，推进贸易、服务、生产要素的国际自由流动。不要忘记只有做出种种努力之后，才能够实现使用亚洲共同货币。
至2030 年的路线图
使用亚洲共同货币并非画饼充饥。立足于中长期的视点，可望分三个阶段加以推进，即在2010年起的第二个十年构建区域内的协调机制、从2020年起创建亚洲货币单位（ACU）、进而在2030年以后使用亚洲共同货币。
2010年起是打基础的准备期间，需要构建区域内的协调机制。实现ACU的第一步是在日本、中国、韩国间形成共识，达成具体一致，并以其行动向以东盟为中心的其它亚洲国家扩展。为此，需要设置亚洲各国中央银行行长、财政部长会议，对基础方案进行具体议论。同时加强各国之间的财政金融与经济政策协调，发挥区域内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动向的监视机能和构建金融支援体制。同时要扩大各国通货市场的交换宽度，不仅实现最小限度的汇率规制，为了向浮动汇率制转换，还需要形成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环境。除此之外，还要促进缔结日本、中国和韩国在内的区域内EPA（经济合作协定）和FTA（自由贸易协定），消除区域内资本自由转移的障碍，培育亚洲直接金融市场。
为了实现使用亚洲共同货币，在采取这样的行动中，日本自身也需要尽快在政府部门内设置推进本部。在此基础上为举行日本、中国和韩国的政府经济部长阁僚的定期协商与举行亚洲各国中央银行行长、财政部长会议的实现努力开展工作。同时设立由专家组成亚洲共同货币制度专家小组，对技术课题进行梳理，开始研究解决这些课题的方法，进而完善财政制度等强化和支援区域内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动向的监管机能。此外，为促进实现区域内各国的经济自由化结构的转换，还要在缓和外汇管制方面做出努力。特别是要促进与中国、韩国之间缔结经济合作协定（EPA）与自由贸易协定（FTA），提高东京市场的便利性等，促进亚洲直接金融市场的发展。
2020年起的十年是为实现亚洲共同货币加固地基的时期。不仅要进一步推进国际金融与贸易方面的区域内统合与制度方面的国际协调，也要实现与欧美等亚洲之外的国家形成共识。其中最大的着眼点是设立作为「亚洲中央银行」前身的「亚洲通货机构」和实现亚洲货币单位ACU。除了包括日本元、中国元、韩国元之外，这一通货单位还包括东盟和亚洲其他各国的货币。在此基础上，要促使参加国做出政治决议、公开政策决定的过程以促进民主化、自由化。在经济方面，要收敛区域内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缩小外汇市场的变动幅度，进而构建亚洲统一货币单位ACU的结算机制，促进民间利用，并通过促进国际机构发行债券提高ACU的实效性。同时，除了贸易之外，还要研究国际服务交易的自由化以及熟练劳动的流动。
为了加速这种流动，日本也要运用外汇储备向新设的亚洲通货机构积极注资。要提高各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的等级，呼吁举行首脑级的亚洲国家高峰会议。此外，应当把向亚洲地区内的日元贷款转换成ACU ，同时积极推进发行ACU公债。
2030年以后是导入亚洲货币的最后阶段。以迄今创造的环境为基础，要谋求各参加国在各自国内形成使用亚洲货币的共识。欧元也曾有因为没有在国内形成共识而最终放弃参加的国家。在这一方面，期望各国花费长一些的时间形成共识。然后，取得国内共识的国家的通货主权由各加盟国向亚洲中央银行移交，创造出亚洲的共同货币。进而在决定亚洲共同货币和各国通货的兑换汇率基础上，由亚洲中央银行实施统一的金融政策，使用单一货币。为了推动导入亚洲共同货币，期望日本先于其他国家在使用亚洲共同货币方面形成国民的共识。作为有着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长久传统的国家，日本应该在促进欧美国家理解亚洲使用共同货币里面起到桥梁的作用。
实现亚洲共同货币是五十年大计。对正在成为21世纪世界中心的亚洲来说，能否实现区域内政治、经济的稳定，是确实保住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关键。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与区域内强有力的政治协调跨越各个阶段，构筑亚洲共同的象征，不仅对于亚洲，也正是对于全世界下一代人的希望。与亚洲相同的、有多样背景的欧洲实现了共同货币欧元，正是因为高层次的公共利益超越了各国个别的利益，发挥了强有力的政治主导的结果。
强有力的政治主导不可或缺
另外，为支持这种动向，不可忽视在经济、金融以外的层面的共同价值。构成世界经济体系根基的自由、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三要素，再加上环保与资源等地球规模的课题，需要各国相互协调，采取果断、具体、认真的对策。在环保与科学技术方面日本最拿手，日本必须为实现共同的理念带头做出努力。
对于使用亚洲共同货币，当然会出现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但是，处在无法展望的危机的最混乱时期，能否认真议论亚洲第三极这一理想课题呢？
现在的内阁陷入大选与国会对策的忙乱当中，对当今出现的课题的历史意义和今后日本应向世界提示的政策还顾不上领悟。但是对这一事态应对得当，是日本主导并呼吁创建世界的新体系的一大良机。绝不能缺少的是发挥政治的主导。所谓政治就是要认真验证日本的经济与金融实力，从世界战略的角度看问题充满自信地研讨政策并诉诸实施。推进这样的大事不能仅仅依靠官僚，如果不能建立各国领导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便搞不好外交。要实现使用亚洲共同货币，要靠各国的领导人就亚洲和世界的未来进行高瞻远瞩的认真思考并进行言无不尽的对话，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届时重要的是在共同的道德观和归属意识下的亚洲资本主义的视角。资本主义虽然是以自由、活力、想象力为基石，但也不能缺少社会性。财富如果失去了道德，人就会陷入拜金主义。人类要是想不堕落，就需要确立道德风尚。人类缺少道德风尚就会危及自身的继续存在。虽然市场原理是基本，但世界是在按照多元的哲学运动的。与欧美国家不同，亚洲人立足的基本哲学是以自然主义的思考为出发点的，因此，增大亚洲人的发言权具有历史的意义。在确立道德风尚的基础之上，把具有亚洲色彩的倡议作为亚洲的总体意志加以具体化，是与超越偏执的民族主义、确立作为亚洲人的归属相关联的。
展望使用亚洲共同货币是其中的一条道路，也是关系到将来设立亚洲议会、制定亚洲宪法的一大试金石。为实现未来的希望，唤起国民的言论正当其时。
（摘自《中央公论》2009年4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