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敏 Wang Min
1954 年生。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教授。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四川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人文科学博士（御茶水女子大学）。专攻日本研究，比较文化研究以及宫泽贤治研究。曾获山崎学术奖、中国优秀翻译奖。
1、阿倍仲麻吕和鉴真
日本人有着十分浓厚的乡土情结。独在异乡的日本人，欢喜也好，悲伤也罢，浮上心头的都是故乡那四季鲜明的秀美河山。因此，日语中会有“离家愈远，恋乡愈切”的谚语。
作为遣唐使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阿倍仲麻吕（公元698—770年）被日本人公认为是一位“望乡之士”。从他的身上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日本人的乡土情结。
公元717年（养老元年），日本仿照长安兴建的平成京正式落成。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日本开始向唐朝派遣遣唐使。为了彰显国家威仪， 日本派遣了以多治比县守为大使， 多达557人的大规模代表团。所有派遣人员均经过严格选拔。作为留学生入选的阿倍仲麻吕时年“十又有六”（《日本后记》）。同行的遣唐使中还有比阿倍仲麻吕稍为年长的吉备真备（公元695—775年）。而吉备真备当时已经在日本政府中担任右大臣这一要职。可见，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人是被寄予厚望，担负着国家未来的日本精英。
阿倍仲麻吕抵达长安后，不久便进入培养科举考试人才的“太学”，并开始朝着成为唐朝高级文官的目标不断努力。经过四、五年孜孜不倦的刻苦学习，阿倍仲麻吕刚刚二十出头就已金榜题名，进士及第。
在科举考试获得成功，意味着将来的飞黄腾达。年轻的阿倍仲麻吕也是如此。他担任了皇太子侧近的“左春坊司经局校书”一职，从而踏上了唐朝客卿的道路。由于才华横溢，文辞隽永，阿倍仲麻吕还结交了王维、李白等盛唐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阿倍仲麻吕最终担任的职务是安南节度使，成为镇守唐朝西南边境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
当时的唐朝可谓是世界性的大帝国。其首都长安拥有100万人口，而其中约十分之一都是外国人。当时的长安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中心，而且也是极具魅力的世界性大都市。各种人才、商品都通过丝绸之路经西域源源不断地流向长安。此时的阿倍仲麻吕叹服于大唐帝国的先进文化，享受着进士及第的荣华富贵，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着新奇感。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冲淡阿倍仲麻吕的思乡之情。在唐朝生活了14年之后，当又一批遣唐使来到长安时，阿倍仲麻吕向唐玄宗提出请求，希望能够搭乘运送遣唐使前来的归航船只返回日本。但由于唐玄宗对阿倍仲麻吕十分倚重，因此并未批准他的请求。而此时，吉备真备却加入了回国的行列。于是，阿倍仲麻吕只能在欢送吉备真备一行踏上归途时，吟诗一首以抒发自己的望乡思归之情：
慕义名空在，
输忠孝不全。
报恩无有日，
归国定何年？
阿倍仲麻吕作这首诗时已过而立之年，正值年富力强，开始思考自己未来人生的年纪。从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年迈双亲的无尽牵挂和希望早归故里的迫切心情。公元752年，又一批遣唐使由日本来到唐朝，而率领这批遣唐使的副使正是吉备真备。此时，已经53岁的阿倍仲麻吕心中盼望早日返乡的急切之情可想而知。阿倍仲麻吕当时担任皇帝直属的秘书监•卫尉卿这一要职，平步青云已是指日可待。但思乡心切的阿倍仲麻吕认为，如果再错过这次机会，恐怕今生都没有机会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了。于是，他决意放弃在唐朝的一切荣华富贵，再次向唐玄宗提出了回国的请求，并终于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
公元753年，阿倍仲麻吕以唐玄宗臣下的身份，作为唐朝的使者——“送日本使”，加入到了回国的队伍中。王维等人为其举行了盛大的送别宴会。王维还满怀惜别之情创作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一诗，该诗后被收入《唐诗选》而在中国脍炙人口。阿倍仲麻吕一行离开长安后，沿大运河前往明州（今宁波）。途中，船行至长江口，阿倍仲麻吕眺望江心的金山岛，脑海中浮现出故乡的美景，不禁诗兴大发，于是便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
翘首望长天，
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
想又皎月圆。（《古今集》）。
但正所谓造化弄人，阿倍仲麻吕最终还是未能回到故乡。其乘坐的船只遭遇风暴，漂流到了越南。在越南，阿倍仲麻吕一行又遭到袭击，同行的170人中只有阿倍仲麻吕等10人获救。其后，阿倍仲麻吕历尽艰险，用了两年时间才终于返回长安。在此后的岁月里，阿倍仲麻吕一直在唐朝宫廷担任大臣，最终埋骨长安。
如果要用同时代的中国人来和阿倍仲麻吕进行对比,那么此人非鉴真和尚莫属。公元753年，为了弘扬佛法，鉴真和尚乘坐遣唐使的归航船只，由苏州启航前往日本。当时一同出发的共有4艘船，而阿倍仲麻吕恰好就在其中的另一艘船上。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横渡东西距离1000—1500公里的东海，需要承担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风险。最终，鉴真和尚所乘坐的船只成功抵达鹿儿岛，而阿倍仲麻吕所乘坐的船只却在抵近冲绳时遭遇不幸。
当时的日本尚处于佛教传播的准备阶段，而作为律宗高僧的鉴真和尚在中国早已声名远播。他在扬州大明寺开设的讲坛在佛学界具有权威地位。因此，鉴真和尚决意东渡弘法，完全是为了给佛教在日本的兴盛光大铺平道路，奠定基础。当时，前来唐朝留学的僧人荣叡和普照为了完成日本朝廷所赋予的使命，延请唐朝高僧前往日本，于是恳请鉴真和尚东渡。然而，从鉴真和尚决意东渡弘法到其最终抵达日本，却历时12年之久。其间，鉴真和尚不顾年近七旬的高龄，先后六次渡海，历经千辛万苦，虽双目失明仍矢志不渝。鉴真和尚抵达平成京时已是公元754年，此时距东大寺的大佛开光已经过去了2年。从抵达日本到圆寂涅槃，鉴真和尚在不足10年的时间里倾尽全力，弘法布教，在东大寺开设戒坛，为日本佛教的兴盛光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功绩已永载于史册之中。
事实上，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远离故乡却能够不为乡愁所困的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教者。以广东省为中心，保持着独特方言的客家人原本生活在华北地区，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而背井离乡，集体南下逃亡。与客家人同命相怜的还有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他们虽远离故土，客居他乡，但从未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华侨总人数超过3000万人，他们生活的地区主要以东亚和东南亚为中心。在新加坡，华人华侨是其主流民族，在马来西亚，华人华侨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3成。但是，客家人、海外华人华侨等远离故乡的人群并没有时时刻刻身在故里。而这种不局限于物理和地理的“心系祖国”似乎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特征。
2、“思景”与“思人”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许多日本人竟然只知道阿倍仲麻吕是一位客死在异乡，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而根本不知道他在唐朝的事迹。换言之，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阿倍仲麻吕只是日本人乡土情结的一个象征而已。
“故乡”一词在汉语和日语中的意义基本一致。但较之日本人，在日华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更多地谈及话题不是“故乡”的风土，而是身在他乡的创业。中国人对于“故乡”的情感，与其说是“故土难忘”，倒不如说是“亲朋难舍”。一般而言，中国人一提到“故乡”，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一张张亲友的面庞，耳畔仿佛回响起他们的欢声笑语，与亲友一同谈笑、嬉戏的场景也会一幕幕涌上心头。因此，也许可以说，中国人的故乡观是“以人为本”的故乡观。即使是中国人当中乡土观念比较强的福建、浙江和江苏等地的民众，只要能同老乡们说上几句家乡话，他们的思乡之情就能得到很好的慰藉。
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都会怀念故乡，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想到故乡，首先浮现在眼前的是亲人朋友的音容笑貌，其次才会联想到故乡的山山水水。而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人而言，最为魂牵梦萦的则是故乡的山川景色。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日本人竟然不是将“人”作为思念的首要对象。而是执着地眷念着故乡的山川草木。
日本人对于“故乡”的第一印象就是故乡那俊秀的山峰、澎湃的大海、蜿蜒的河流、茂密的森林等自然景色，以至于生长在大城市的日本人常常会说“自己没有故乡”。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的思乡之情中，尽管故乡亲朋的欢声笑语也是思念的重要内容，但如果缺少了自然风景，那么故乡的印象是不完整的。“故乡”到底是什么？对于日本人来讲，这个问题恐怕难以用语言来说明。因为“故乡”是深藏于每个人心底的感性的印象。
出身于日本岩手县涉民村的著名诗人石川啄木年仅27岁便英年早逝。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石川啄木虽然身在现代化的东京，但心灵却沉浸在无尽的望乡深情之中。在去世前，他用饱蘸着思乡热泪的笔，写下了在人世间最后的诗篇：
今天胸又痛了，
心想，
若死，
就到故乡去死。
实际上，石川啄木挥别了故乡的亲人朋友来到东京的原因正是与他们的不和睦，他的亲友似乎都无暇在故乡惦念牵挂着他。尽管如此，在他的诗中却依然重笔描绘出对故乡山川景物的思念。
而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并不是拘泥于自己所居住的这方土地。一旦有必要，中国人就可以背井离乡，远走他方。故乡的山丘、溪流、田园、炊烟之所以令人留恋，完全是因为这片土地上居住着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们。
在日本，有句俗话说“狗恋主人猫恋家”。如果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人类思乡之情的区别其实也有些类似于俗语中的“狗派”和“猫派”的差异。不同国家的人们对故乡的眷念也许大致可以分为“思人”或“思景”这两种表现形式。而其中，中国人和西方人多为“思人”的“狗派”，日本人则多为“思景”的“猫派”。
3、流亡与恋乡
对于日本人而言，“故乡”这一概念与自然风景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在日本历史上，以“望乡之情”而闻名的也并非仅有阿倍仲麻吕一人。
2005年，与阿倍仲麻吕同期留学的井真成的墓葬在中国西安近郊被人们发现。在井真成的墓志中，刻有“客死于异国他乡的留学生已魂归故里”的语句，以告慰其在天之灵。人们完全可以遥想当年阿倍仲麻吕、井真成等人一边思念着故乡的风景，一边互诉思乡之情的情景。他们是多么地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再次踏上日本那青翠遍野的大地。满怀着对故乡风情和亲友们的刻骨铭心的思念，带着无尽的遗憾客死于异国他乡，这样的境遇让人情何以堪。
江户时代后期，伊势国白子村（现三重县铃鹿市）的船长大黑屋光太夫（公元1751—1828年、又名大黑屋幸太夫）于公元1783年（天明2年），和16名水手一同自江户出航，运送一批大米和棉花。船行至骏河冲时不幸遭遇暴风雨，经过8个月的漂流后，大黑屋光太夫流落到俄罗斯所属的阿留申群岛。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从阿留申群岛到当时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大约相当于绕地球三分之一的距离。但在强烈的思乡之情的驱使下，为了获得叶卡捷琳娜女皇的许可，大黑屋光太夫毅然踏上了这遥远的路途。仅凭雪橇和自己的双脚，历经千难万险，大黑屋光太夫最终于公元1791年见到了叶卡捷琳娜女皇。公元1792年10月，大黑屋光太夫返回鄂霍次克，跟随叶卡捷琳娜女皇派往日本的使节拉克斯曼一同踏上了返乡的归程。这时，距其流落到俄罗斯已经过去了九年，与大黑屋光太夫一同回到日本的仅剩下水手磯吉和小市两人。小市在返回故乡根室不久便因病去世。由于当时的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竟将大黑屋光太夫软禁在江户。大黑屋光太夫万万都没有想到，自己历经千辛万苦才回到日本，却还是没有能够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带着无尽的遗憾，大黑屋光太夫最终客死于江户，终年78岁。
对于日本人来说，最悲惨的遭遇莫过于背井离乡，难回故土。因此，日本历史上迫害基督教徒最残酷的方式就是将其流放到国外或他乡。其中，曾经担任摄津高槻城主等职的高山右进（公元1552—1615年）就被丰臣秀吉流放到马尼拉。
无论是大黑屋光太夫还是高山右近，他们在异国他乡忍受着思乡之情的煎熬，却无缘再次见到故乡的山川草木，其内心的凄凉可想而知。日本人将自然景观作为思乡之情最重要的要素，只有亲自踏上故乡的土地，亲眼看到故乡的风景，才能慰藉其思乡之苦。因此，在日本也就形成了“故土难离”的文化。
为了躲避统治者的暴政而流亡他国的事例，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屡见不鲜。但惟独日本是个例外。日本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流亡者屈指可数。在二战之前，由于日本实施《治安维持法》，对共产党人及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士进行迫害，曾有为数不多的人流亡到海外。但是，绝大部分共产党人都没有出逃，而是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最终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昭和13年（公元1938年），在日本与苏联接壤的库页岛（现萨哈林岛），剧团演出家杉本良吉和女演员冈田嘉子为了爱情，决死出逃，成为日本国内轰动一时的话题。他们也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罕有的流亡海外的例子。在幕府统治末期，以长州、萨摩为中心的官军对江户发起总攻时，负责江户防御的胜海舟曾策划让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前往英国流亡，但由于此后双方达成协议，江户开城投降，而使得这一流亡计划最终没有得以实施。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日本的军国主义领导人也无一逃亡国外。
然而，无论是在西方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在不停上演着一幕幕流亡的人间活剧。而流亡者往往也都会自认为其流亡的举动是基于爱国心而做出的抉择。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流亡经历的人物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当属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公元1866—1925年）。公元1894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在此后的30年里，孙中山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流亡到日本后不久，孙中山就剪掉了象征着满族统治的辫子。公元1905年，孙中山团结起中国各派革命力量，在东京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公元1911年，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其后，孙中山又因政治斗争等原因流亡日本，并结交了许多日本朋友。
俄国“ 十月革命” 的领导人列宁（ 公元1870—1924年）也曾一边在欧洲各国辗转流亡，一边策划指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当听到革命爆发的消息后，列宁立即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孙中山、列宁的身上，“流亡”成为了一枚革命家和爱国者的勋章。
4、“恋乡土”与“爱国家”
日本这个国家既享受着大自然所赐予的恩惠，也承担着大自然所带来的灾难。对于这一点，相信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这是一片山清水秀，草木繁盛的土地。大自然中四季轮替的演出构成了日本最为优美动人的交响乐。在许多外国人看来，日本最具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其如诗如画的自然风景。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故乡更是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宁静小村旁的一座小山，一条小溪无不令人魂牵梦萦。
如果极端地来看，日本人身上似乎具有一种“离开了故土就活不下去”的文化特征。这种基于感性的乡土观与人生观相互融合，使日本人与“故乡”结成一种“命运共同体”。正是因为日本人具有这样的文化特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强调理念层次的“爱国心”了。换言之，日本人通过共同的乡土情结而凝聚在一起，而乡土情结也就构成了其爱国心的基础。
与日本人相比，西方人和中国人、韩国人则需要将爱国主义上升为理论，纳入概念体系之中。这是因为，日本人的爱国心可以通过对故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自然风景的挚爱表现出来，西方人和中国人、韩国人对于爱国主义的内涵则更注重抽出具体现象的理念。因此在这些国家，“爱国主义”是一种高度理论化和抽象化的概念和原则，“爱国主义”的内涵必须以语言为媒介而表达出来。
所以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的爱国心只是一种印象化和情绪化的情感，而不具备一定的理论体系，也难以用具有逻辑性的语言来表达。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外国人都会误以为日本人不将“爱国主义”挂在嘴上的表层现象是爱国主义精神淡薄。
的确，在日本，无论如何表达对于故乡的风土的挚爱都不过分，其价值核心是对美的向往和认同。然而涉及理论化的“爱国心”的话题却往往成为争论的焦点。2006年4月14日，《朝日新闻》就《教育基本法》的修订问题发表社论，对“爱国”教育的难点进行了分析评论。其大意如下：
“修订《教育基本法》的焦点问题在于如何表述‘爱国心’。围绕着这一问题，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达成共识认为，所谓‘爱国心’，即‘尊重传统和文化，并热爱培育出这种传统和文化的国家和故乡’。在此基础上，自民、公明两党还一致认为，需要培养‘尊重他国，致力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的心态，同时对战前那种错误的‘爱国心’加以深刻反省。”
从上面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尽管执政党在当时日本国会的众、参两院都占有多数席位，但是在处理涉及到“爱国心”的问题时，仍然是慎之又慎。为了进一步分析说明日本的“爱国教育”为何如此艰难，《朝日新闻》以《我与“爱国”》为题，连续刊载了四位知名人士的意见。
相声组合“爆笑问题”的太田光认为，“人们开始思考‘爱国心’的问题是一件好事。重要的是，在法律上无论用怎样的语句来表述‘爱国心’，都无法穷尽‘爱国心’所包含的复杂情感。而且，人们对自己国家所怀有的感情，也绝非‘爱国心’一词所能够完全概括的。其中，既有以祖国为自豪的情感，也有对祖国不满的情绪。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各种各样的‘爱国心’共存于日本社会之中。在法律中写入‘爱国心’，在学校灌输‘爱国心’，以这样的方式来教育培养国民是徒劳的。我更愿意相信的是人类自身心灵的强大。”（《朝日新闻》、2006年5月24日）
剧作家、演出家永井爱认为，“因为有学生在毕业仪式、入学典礼等仪式上，升国旗时不起立，或者不唱国歌，校长和教导主任等人便大呼小叫，吵吵嚷嚷。这样的强制做法实在是很愚蠢。在全球气候变暖、核武器的阴云等威胁着人类生存发展的当今世界，以‘爱国心’来强化人们对于某一个国家的归属感是没有意义的。当务之急是要培养人们的‘地球公民’意识，并通过与他国人民的对话来解决各种纷争。”（《朝日新闻》、2006年5月26日）
庆应大学教授、原宫城县知事浅野史郎认为，“要给所有人灌输一种整齐划一的‘爱国心’，并且还要以《教育基本法》这种国家法律的形式来对其加以确定。这样的做法是幼稚而拙劣的。现在的孩子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只知道主张权利，这都是培养和教育方法失当所造成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加强教育来加以纠正。可是，对于文部科学行政部门这种不经验证就强制统一实施的做法，我无论如何都难以苟同。在‘敬老’、‘孝亲’、‘友爱’等诸多人类的美德中，唯独只挑出‘爱国心’来格外加以强调，这种做法实在是值得商榷。”（《朝日新闻》、2006年5月27日）
作家林真理子认为，“每当看到有学生在毕业仪式、入学典礼等仪式上，升国旗时不起立，或者不唱国歌，我就会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我会因为这些学生不懂得基本的礼仪而感到不快，另一方面，对于这种赤裸裸地表达‘爱国心’的做法，我也有些感到厌恶。我所担忧的是，‘爱国心’一词是否会助长青年人当中的右翼思潮，又是否成为教育委员会官员们造势的幌子和炒作的‘噱头’。通过观看体育选手在赛场上奋勇拼搏，为国争光的情景，自然而然地培养出对祖国的热爱。这样的方式难道不是更好吗？”（《朝日新闻》、2006年5月29日）
归纳上述四人的意见，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爱国心”是超越理论说教而深入人心的。爱国心是内心自发的，而绝非人为灌输的。在这一前提下，他们都认为，比起空洞的“爱国心”来，应该教孩子们学会其他更加重要的东西。
5、“爱国”的自动词和他动词
如果将日本人的乡土情结和“爱国心”结合起来考察，就可以发现，正如阿倍仲麻吕的事迹所表现出的那样，日本人对故乡的眷念具有极强的感性色彩，而这种强烈“恋乡之情”无需外力的强制，就可以很自然地与所谓的“爱国之心”结合为一体。
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可以通过各种场合、各种活动来全方位地表露自己对故乡的挚爱。在每年夏天举行的高校棒球选手权大会上，全日本四十七个都道府县都会派遣代表队参赛。这些参赛队伍为了夺取胜利，在酷暑下挥汗如雨，奋力拼搏。每当此时，平时对棒球毫不关心的主妇们也都会不遗余力地为故乡的球队加油呐喊。NHK的热门节目“善歌者”在每年春天都会举行冠军赛。为此，NHK专门制定了一套严密的规则，以确保全国各地区的参赛代表都能够有机会一展歌喉，一较高下。除此之外，在日本的各种活动中都会充分考虑到要让各地区拥有均等的参与机会。这套以乡土意识为前提的体系，已成为日本人的习惯性思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执政党所关注的“恋乡之情”，实际上并不需要通过人为的教育来灌输给国民。因为“恋乡之情”早已作为一种即成的思想体系牢牢植根于日本文化的土壤之中了。
当《教育基本法》的修订进入审议阶段时，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曾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无论是谁，都会对自己生长的地方怀有深深的爱恋”。2006年5月24日，在涉及“爱国心”问题的答辩中，小泉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不能将某种想法强制性地灌输给民众”。即使是在野党也表示完全接受小泉的这一观点（《朝日新闻》、2006年5月25日）。
同样的动词在日语中分为自动词和他动词。对于日本人来说，“爱国”一词似乎并不适合作为他动词来使用。如果问“ 你具有爱国心吗？”，他们将不知该如何回答，但是如果问“你喜欢日本吗？”，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十分喜欢”。这是由于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人彻底地调整了自己的价值观，同时对往昔的“爱国心”一词进行了全盘否定，以至于一提到“爱国心”，日本人马上就会联想到战前的军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的爱国心又回归到了其内心自发形成的“恋乡之情”的原始范畴内，乡土风情代替了战前和战中人为制定的注入理论。
而对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而言，所谓爱国心，应该是一种广义而非狭义的“爱”。爱国心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也并不以某个特定的领导人为对象。因此，即使是对国家的现状心存不满的人，也绝不会全盘否定祖国的悠久文化和历史。
正是由于中日两国“爱国心”的背景和内涵不同，因此日本人对故乡景物无限思念的望乡之情，在中国人身上则表现为对悠久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亲友所抱有的深厚感情。实际上，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无论是华侨还是留学生，他们的“恋乡之情”主要都表现为对历史文化为背景的亲人和朋友的无尽思念。对于中国人而言，每当梦回故里，眼前首先浮现出的必定是一张张亲友的笑脸。因此可以说，这种“以人为本”的乡土情结是中国人普遍的思维方式。而如果一个人能够胸怀天下，即将思念和关爱的对象由自己的亲友扩大到社会全体，那么他的人格将会升华到自古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形象。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不知上演过多少兴亡更替的悲喜剧，也不知承载了多少不堪压榨而背井离乡的人们的苦痛。但地大物博的中国又为人们提供了广袤的生存空间，无限的发展机遇。因此，相对于日本人而言，中国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人生局限于出生之地。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能够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在异国他乡出人头地，扬名立威，这也会被人们视作是其爱国心的一种表现。支撑着无数华人华侨在世界各个角落生生不息的理论和信念也正在于此。所以，在中国从古至今的传统教育中，始终都要求人们将传统文化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来加以珍视和传承。
中国近代文学之父鲁迅是一位世所公认的爱国者。他在仙台医专留学期间遭遇“幻灯事件”的故事因被写入教科书而在中国家喻户晓。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就可以发现，正是因为在鲁迅的心目中，祖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概念，所以他才会认识到救国要必须首先从改造国人的精神做起，从而毅然弃医从文。
中国人一直都将“爱国心”视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思想情感，同时不断探索着“爱国心”的具体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国家”就是保卫某种文化的城堡，而文化人就是传统文化的传人。如果将文化视作核心，那么国家就是维持文化运营的“事务所”。正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强大向心力，使得中国人无论身处何方都为之心驰神往。同时也正是因为文化的存续，才在中国人心目中形成了“祖国”的概念。而这种文化的存续不是阶段性的，也不是由于某个统治者所能割断的，而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因此，日本会产生因侵略战争的失败而全盘否定自古以来的文化的认识，而在中国则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面对一时的暴政，中国人会奋起反抗，将被扭曲的历史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而这种想法和行动，无需特别进行教育而是一种普遍认识。就像日本人对家乡故土的本能执著一样。
如今，中日两国的年轻的新一代为了自身的发展，将不得不怀着复杂的心态接受外国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同时他们也将继续思考和调整以往的“爱国”认识。因为，在某些时候和场合下，“爱国心”一旦被狭隘化，就很容易成为过激的反美、反中、反日等运动的导火索。
培育“不过于偏激的爱国心”的方法之一是加强人们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因此，异文化的视角对于人们认识“爱国心”将起到某些参考作用。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爱国心”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同时也反映了各国间文化的差异和发展阶段的差异，那么就可以察觉到一些摩擦的因缘所在，并尽力避免减少恶性膨胀。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如何在全球化的历史浪潮中，培育基于全球共生理念的“爱国心”，即和谐世界的普遍认识，无疑是当前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
英国学者斯科特曾一语道破了“爱国心”的两重性。他认为，“爱国心”既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同时也是最值得怀疑的情感，因为它往往会成为其他情感的“面具”。
6、亚洲各国的爱国歌曲
我不知道在歌曲的分类中是否专门有一个类别叫做“爱国歌曲”，但是如果将“宣扬爱国心的歌曲”都视作“爱国歌曲”的话，那么世界各地肯定都在传唱着这类歌曲。据说，在二战前的日本，在政府的引导下，人们都将军歌作为最喜欢的歌曲而广为传唱。但是，随着二战后的民主化进程，几乎所有的“爱国歌曲”都从公共场合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表达乡土之恋的歌曲。这些歌曲能够通过风土景物、风俗习惯等内容，给日本人以身份认同感。
日本的《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规定，日本小学所教授的歌曲，包括旧《文部省规定歌曲》在内共有24首。但是，在其中完全找不到直接宣扬“爱国”的内容。除国歌《君之代》以外，能够与“爱国”二字的明确表达勉强挂上钩的就只有《日之丸》和《樱花》这两首歌曲了。日本的小学参考书《小学的音乐》（教育艺术社出版）共收录了139首歌曲，其中作为“爱国歌曲”而新增收录的也仅有《富士山》这一首而已。而即使是在《富士山》这首所谓的“爱国歌曲”中，正面宣扬“爱国心”的歌词也是少之又少。
《樱花》和《富士山》被视作“爱国歌曲”的原因并不在于其歌颂了日本的“国花”和“象征”，而是在于其赞美了秀美、壮丽的自然景观。也许对于以自然美为判断价值基准的日本人来说，咏赞自然景物的歌曲反而更加能够自然而然成为所谓的“爱国歌曲”吧。
而在外国人的观念中，所谓的“爱国歌曲”就是要有直截了当地表达爱祖国、爱故乡的歌词和口号。在中国，小学课程必学的全部59首歌曲中，《祖国、祖国，我爱你》、《我们的美丽祖国》等明确表达“爱国”的歌曲有10首之多。在中学的全部65首歌曲中，《中国，我的家》、《国旗颂》等“爱国歌曲”也有11首。仅从歌名就可以看出，直接表达“爱国心”的“爱国歌曲”是中小学歌曲的主流。台湾地区的情况与大陆也基本相同，小学有《我爱故乡》、《将军令》，中学有《长江之水》、《国父孙文之歌》等“爱国歌曲”。实际上，亚洲许多国家的国歌，都用最为直截了当地的语言方式表达了各国人民的“爱国心”。
日本国歌《君之代》的歌词来源于古代的和歌，作词者不详。在《古今和歌集》第7卷记载了“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砂砾成岩兮，遍生青苔。”这样一首和歌。此外，在萨摩琵琶歌《蓬莱山》中也引用了“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砂砾成岩兮，遍生青苔。”这一段落。直至明治初年，日本都没有国歌，其后，在军方的主导下，才为这段歌词重新谱曲，终于在公元1880年（明治13年）形成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君之代》（《日之丸、君之代的形成》、岩波书店、1999年、晖峻康隆著）。
纵观各国国歌，与众多义正词严，主题鲜明的独立歌、革命歌、进军歌相比，日本国歌显得格外“另类”。虽然韩国、朝鲜等国的国歌中也有赞美自然的部分，但唯有日本国歌从外形来看是完全注重对自然的歌颂。可以说，《君之代》十分鲜明地反映出了日本文化以感性认识和感性思维方式为主导的本来面貌。而日本文化的这一特征，在其接受东西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也得到充分的反映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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