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羽宇一郎 Niwa Uichiro
1939年生。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取缔役会长。名古屋大学法学部毕业。1962年进入伊藤忠商事。历任该公司常务取缔役、取缔役社长等职。2004年起任现职。主要著作有《胜利渡过金融无极化时代!》、《工作才能成就人》等。
总揽当今经济形势，美国自1939年以来时隔70年第一次出现非农业雇员的减少，其失业率达到9.5%（编注：统计截至2009年7月2日），这是26年来的首次。换算成年销售量，汽车销售规模大大低于1000万，仅有895万辆（编注：截至2009年7月1日），低于中国的汽车销售量。在福特汽车公司诞生之前，世界的汽车总共不超过几千辆。但从福特汽车公司开始大量生产汽车以来，在短短20年期间，T型汽车累计生产量就达到1500万辆以上。以后近100年来美国一直引领着世界汽车工业。如今同样是美国，在汽车制造领域却沦为世界第二，这可是史无前例的。
另一方面美国的储蓄率曾达到6.9%，这是15年未有过的，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再看日本，比如有效招工倍率只有0.44%，为历史最低。相反失业率达到5.2%，接近历史上最差的2003年4月5.5%的水平（编注：有效招工倍率、失业率均为2009年5月的数值。之后均又创新历史最恶劣记录）。
仅看这些经济数据，可以让人感觉到形势的确是几十年一遇的萧条。但是我并不因此就认为世界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危机”。这样的经济危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已经发生过多次。1990年泡沫经济破裂就是其中之一，01年IT泡沫破灭也是如此，还有第一次石油危机、第二次石油危机、尼克松冲击也是一样，平均每隔10多年就要发生一次，不必那么惊慌。这不过是在过去历史的延长线上循环往复的一个动向而已。
在过去的危机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发生的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革命的影响，时间和空间都被大大缩短。在打破空间界限的基础上，时间也大大缩短，世界¾济已成为快速经济。
这里潜藏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至今为止，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资本主义都是依照一次方程曲线成长起来。到了一定阶段后，继续发展就依次像先是第一产业、然后进一步是第二产业这样，循序渐进地形成了经济的核心。而互联网的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使循序渐进被彻底打翻，使时间被大大缩短，空间界限也不复存在。同时把美国与中国的距离也一下子大大地缩短。
在资本主义依照一次曲线发展的阶段，只要沿着历史的延长线，其未来发展的每一步都可以预测。这可以说是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社会，过去的智慧有利于预测未来的发展。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今后的社会是我们根本无法设想的世界，老人们反而会受经验主义的束缚，而无法管理社会。今后是年轻人的时代，从老年人的世纪转变为年轻人的世纪。我认为这也是一个转折点。
世纪的大转变已经到来。人们的价值观在变化。人们的文化在变化。作为这一世纪大转变时期的征兆之一就是美国汽车产业的衰落。而这个海啸同样早晚会冲击日本，这也确是毋庸置疑的。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意外地短暂
如上所述，福特汽车公司设立于1903年。二十世纪初，世界开始进入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形式公司的出现是在1855年英国的公司法制定以后。那时首次出现股份有限制公司，也就是说，股东只要对自己的投资金额部分负责即可。时值英国维克多利亚王朝的时代。
美国MBA的公定教科书《安索尼会计学入门》的前言中写明“会计是一种语言”。就是说，企业能够与其它企业对话、与市场对话、与股东、客户、或与员工进行类似人际间对话的原因是因为有会计统计制度。所以称会计是一种语言。在成立匹茨堡铁道公司并于1862年完成横跨美国东西铁道的前不久，美国开始发行公路债券和铁路债券，从市场上筹集资金。当时匹茨堡铁道公司也制作了联账资产负债表。既然会计是一种语言，如果不能正确使用语言或使用不同语言，公司就难于立住脚。在维多利亚王朝的末期，规定了公司有接受外部监查的义务，从而保证了会计的公平性。这样会计制度的重要性得到了认可，第一次形成了现代的企业体系。
但是，上述的福特、通用等汽车公司进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并通过公平、标准的会计制度实现与市场的对话，其实还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的事情。这是因为，要论现代股份制公司时代的真正起源，还须追溯到福特汽车公司成立的1903年前后。
要我来说，这段历史才仅仅10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在过去的延长线上一直进行着经济活动。
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到高质量高附加价值
纵观这100年，发达国家进行的都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一式一律的活动。近年来，乘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迅速传遍世界，新兴国家也进入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以价格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印度的塔塔汽车公司开发的以价格取胜的新汽车“纳诺”就是一个象征，今后这类产品将会大量增加。中国也在朝这一方向发展。今后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模式交由新兴国家承担，发达国家则须脱离这一模式。通用汽车、丰田汽车都无法与新兴国家进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竞争。必须开发超高质、高附加价值的、如混合动力车、新能源汽车等类似的产品。今后将进入高质量、高附加价值、或两者兼备产品的时代。高价值啤酒、或者混合动力汽车的热销，都预示了这一征兆。
看到这一现象，有人会认为制作产品的时代已经终结，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忽视文化和价值观的、被个别经济现象所蒙蔽的结果。制作产品根本没有灭亡，所谓经济的基础就是制作产品。被称为“重厚长大”产业的钢铁业界，也制造出了超高质量的产品，如只有新日铁和JFE才能生产的电磁钢，这是世界上无人能够仿效的。这种不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模式所能做到的，这样一种新的制作产品的时代已经到来，我认为这正是走向新产业的转折点。曾经有一段时期，索尼公司想大大地改变一下公司的方向，从制造业转向金融、软件产业，我认为这是一个大的错误。那种认为制作产品可以依靠外加工或借用商标大量生产的想法，难于取得技术上的进步。技术只能是在制作产品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当然经济的基础也必须放在制作产品上。
崭新的经济社会、经济制度的可能性
此次金融危机让这些新的动向见到了天日。虽然目前仍有不少人固执地欲延续过去二十世纪以来近百年的做法，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搞廉价竞争。但经济的地下岩浆却已朝着别的方向滚动。拘泥于过去的成功经验，不致力于改变发达国家的价值观，不努力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这种不能顺应潮流的人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本来人类就易于陶醉在过去的幸福¾验中不能自拔，地下的岩浆在滚动，自己却一点未察觉。甚至不愿意去看，或没有勇气正视。所以即使是世界超一流的企业，能持续100年以上的也只是寥寥无几。社会在变革，经济、文化也在变化，只有顺应这一变化的企业今后才能继续得到发展。
“仅仅100年”，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今后还能否持续100年呢，我对此划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现在的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其实可能并非是最好的经济制度。只是在当前的体制中，找不到更好的能够取代之，所以将它作为目前最合理的范例，并维持着。我想或许会有更好的机制。
今后，很可能出现崭新的会计制度、崭新的公司机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原来在股份有限公司内，如果股东投资100日元就只需要对这部分负责。但如今，企业已成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的失败，会使员工及其家属流落街头。企业即要承担雇佣的责任，通过纳税又会直接影响维持国家和社会的岁收。所以今后公司倒闭，只是股东放弃100日元，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也就是说，企业要认识到，除了对股东之外，还要对几万员工及其家属、甚至还要对本身在社会中的存在承担社会责任。
富裕的含义也在变化
1971年尼克松冲击之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了严重脱节。依据最新统计，整个世界的GDP约为50万亿美元，而金融资产却达到170万亿美元。这种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看到金融资产的巨额收益，很多人变得不再像童话中的蚂蚁那样勤奋劳动，而是像蝈蝈一样日夜欢唱，仿佛觉得自己是赚了大钱。但实际上，大家不过是通过金融资产交易玩着从无变有的游戏，做着经济的黄梁美梦。这个游戏的主角就是次贷金融。其手法同将一块烂肉混入绞肉中，假装成好肉卖高价的骗子一脉相承。又有谁能相信这种景象会持续下去呢。但是每天听着虫子的欢唱，很多人就被蒙蔽了。人们感觉不到文化、价值观的深层岩浆已在慢慢地向新的方向滚动。
变化有哪些呢。首先，随着日本社会的成熟，开始慢慢出现“富裕含义的变化”。换言之，是价值观的多样化。人们在经济富裕之后，会形成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出现对多样化物质的追求。
过去从当时的价值观来说，有一辆汽车曾经是富裕的象征。后来由于金融资产的泡末膨胀，收入增加，一家可以拥有两辆汽车，甚至可以不断更换新车。但现在，汽车已不再是富裕的代名词。人们在选购汽车时，会优先考虑其实用性或考虑环保和节能。同时收入较低的阶层也曾把冰箱、洗衣机等视为追求富裕的对象。但是在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之后，就不再在意冰箱等什么几大件了。
最近，百货公司的营业额逐年下降也说明了这一问题。以前去百货店购物曾经是显示富裕的一种行动，而如今去百货店的优越感已经消失。在消费者之间开始出现多样化的需求，在价值观多样化的世界中，有限的商品范围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要求了。
大转变时期与经济学
无论是思想或哲学都是反映各个时代的世态、环境和文化的。如马克思、恩格斯或者阿达姆 • 史密斯、重商主义、直至熊彼得、凯恩斯等，其经济理论都是他们各自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就是马克思生活在当今时代，也不会写出那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由于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是在资本与劳动针锋相对的维克多利亚王朝后期，即十八世纪后半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波及大陆的时期度过的，那时的环境大大地影响了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才使他有条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凯恩斯也是同样，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前后，才能使他的经济理论得以问世。
从这一意义上讲，几十年来¾济学从一次曲线发展到二次曲线，二十一世纪渴求的是新的经济学，即三次曲线性理论。内容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可以列举2002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 • 卡纳曼创立的神经经济学和行动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分析了人类的心理、精神、头脑反应，并用来预测消费者的心理和人类的行动规则。在此之前，以人们的理性行动为主张的理性预期假说一直引导着经济学界，但总有些内容是这个理论所无法说明的，因此产生了行动经济学。同样的道理，在100年以前绝不可能会想像出行动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所以说，作为出现行动经济学理论的一大背景，肯定也有过像今天一样的大转变时期、及深层滚动的岩浆变化在作用。
当然，历史证明在社会学科中永远正确的答案是不存在的，社会学科理论的99.9%都是假设。今后人类的大脑、心理和精神活动规律可能会进一步得到解析，但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解明。如果能达到百分之百，那就可以进入完全的机器人时代。如果能事先知道“你今后将会这样行动”，那么经济就根本不可能成立。如同上述人类的心理和精神是时代、环境的产物，所以分析现在的人类大脑、精神与科学的关系，即使取得某种程度正确的假设学说，待到将来应用这个理论时，时代则已经可能发生变化。尽管如此，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假设学说，或者一种参考数值，今后人们也将不断去尝试把握人类的行动规律。
大转变时期与IT的关系
另一个地下岩浆的大变化是信息通讯、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各种各样的信息已不需要我们去百货公司的现场听说明就能随处获得。人们可以随时掌握哪种商品最畅销、哪种最好、哪种最便宜。人们开始通过网上掌握的各种信息，进行网上购物。
但另一方面，有些商品还是需要直接看后再购买，或亲手摸一摸后认购。所以，蔬菜、鱼、肉等生鲜食品在商店里的销售额并没有下降。在这一大变化的环境下，迎合人们生活方式的各种商品和服务不断出现。
电子媒体出现后很快取代了纸张媒体，甚至影响了大众传媒。电视、报纸、杂志在提供信息方面的优越性已经消失。但问题是信息内容质量的不同。因特网在报道速度和便于保存方面具有优势，但其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程度则还是一个问号。在上面提过的满足消费者亲手确认、亲眼目睹的这种人的根本欲望方面，报纸、杂志仍具有很大的优势。在新的大地动环境下，报纸、杂志要研究“内容本身”。如今手机普及率已达到90%，如果只提供与手机信息同样粗糙、便宜的信息，则报纸、杂志将会彻底失败。与前述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理论是一样的。媒体也必须进入高附加价值、高质量的时代，尽管价格会高一些。
对年轻人的期望
综上所述，价值观已如此多样化。本来，新的价值观是在价值观与价值观互相碰撞中产生的。如果一味地固守、封闭在自己的价值观里，其价值观就如同前述、会在一次曲线的、过去的延长线上永远停滞不前。价值观本身也应向着二次或三次曲线进行变革。今后的时代将进入多元化的三次曲线价值观时代，坚持固守自己的一次价值观，则将难于继续生存。价值观需要相互碰撞、相互交流，才能不断得到创新。
现在日本的很多年轻人已¾与老年人不同，开始懂得拥有多样的价值观。我愿呼吁年轻人，走到时代的最前面去！与外界进行充分的交流！有意识地去应对世界的各种价值观，从而创造出自己崭新的价值观。必须具有这样一种精神。也只有这样，通过相互碰撞、交流才能创出新的价值观来。经济界、产业界也将会随着这些新的价值观而变化。我认为新时代正是如此创造出来的。
对新政权的期望
最后想对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寄一点期望：希望他们能打破笼罩在日本上空的闭塞感。作为新政权的课题之一就有如何解决三个矛盾的问题。看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因此，日本社会产生了闭塞感。为什么没有人能作出答案呢，是没有勇气。也就是说，其实人们已经感到了深层地动的变化，但仍只愿意做蝈蝈。那种肯正视矛盾、鼓足勇气提出实施方案——哪怕只是自己的设想——并发挥决断力付诸实施的勇敢的经营者和政治家实在是太少了。虽不能说绝无，但近乎是仅有。日本的闭塞感正来源于此。
日本面临着三个难于两立的矛盾：
首先是经济发展与环保问题的两立。实现这一两立确实很困难。为促进经济增长就需要消费能源。50年后，如果太阳能可以满足所有的能源消费，则另当别论。至于今后10年、20年内，太阳能和风力则不可能完全代替石油等化石燃料。即使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的使用率，但毕竟还是煤炭成本最低，中国能源消费的70%使用煤炭，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美国能源消费的40%也依赖煤炭。为促进经济发展，不得不使用廉价的能源进行大量生产。大量生产就大量消费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人们希望经济发展，但也渴求环境得到保护，要做到这样的两立是非常困难的。
其次是人口减少与经济增长的两立。世界人口在300年前只有6亿人。200年前增加到9亿，100年前发展到16亿，现在则多达67亿。在如此人口增加的进程中，经济得以成长。从现在起，日本在50年后，准确地说应是在45年后将恢复到50年前的总人口水平，即8900万人。也就是说，要回到二战结束10年后的总人口水平。在这样的状况下，能否保持经济的增长呢？老龄人口将从目前的22%上升到41%。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例将从目前的65%左右下降到51%。这是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的比较保守的中间数字，就是说2个人中只有1人可以工作。14岁以下的人口将从目前的13%下降到8%，即100人中只有8个中学生以下的孩子。再者65岁以上的人，这些人所需的食物量会减少，消费量也会下降。老年人口比例将增加2成。据传有史以来在人口减少的社会里经济增长得以维持过来的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日本将怎样才能实现富裕，这的确是一个不得不让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三是堪称世界之最的日本的巨额负债。日本的国债相当于GDP的170%，达860万亿日元。中国的国债总额只相当于GDP的20%，韩国是40%。最近发达国家在纷纷发行国债，即使如此，美国、欧洲等国的国债率也不过是60%、70%。可是日本还在不断继续地增加着国债的发行。现在，日本一般会计的支出预算为102万亿日元，税收是46万亿日元。一般财政支出的46%用于社会保险。这一比例今后还会继续增加。但是，全国付出劳动并纳税的人口将从65%下降到51%。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不增税、不进行税制改革，又哪能有增加国家税收可谈呢？
在这三对不可两立的矛盾存在的环境中，让国民“感到安心 • 安全”的社会又怎样实现？不应该欺骗国民。希望有人能鼓起勇气正视现实，并将真相告知国民并发挥决断力实施改革。如果日本再没有这样的政治家和经济人材站出来，日本就将永远摆脱不了在闭塞感中衰退的厄运。
如果继续维持现状，后人将来肯定会埋怨现在日本的政治家和国民优柔寡断、回避现实、碌碌无为。所以我今天要鼓起勇气向大家介绍这些真实的情况。也只有这样才是驱散闭塞感、创立适应二十一世纪新价值观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唯一出路。（2009年7月22日）
（转自《世界》2009年10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