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亚洲被赋予了为全球经济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作出重要和积极贡献的机遇，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那么，亚洲能否承担得起全世界所期待的建设性作用呢？进一步讲，也就是亚洲本身能否确保作为发展前提的地区稳定与和平、并构筑起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能否建立起真正的合作关系。由此推论，国际社会所期待的日中合作关系必须是构成基于双方中长期和明确的国家利益的、具有安定感和较高可预测性的关系。
事实上，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相同认识。在前一个时期，日中关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使国际社会深受其害。即便对于所谓“政冷经热”的日中经济关系来说，按照本来的发展轨迹看，实际也因受到很大抑制而处于较低水平，本来应该很平常处理邻国事务的业务当局间对话也显得频率降低和质量下降。在日中双方之间，随着“中国问题”或者“日本问题”的政治风险提高，有关中国或者日本的事项，最好是互不牵连，如果相互有牵连，也都是各自采取就国内来说最为安全的应对。在此期间，因为日中的对立或不协调，使亚洲的任何创新乃至行动都缺乏整体性和有效性。假如日本与中国持续对立，那么整个亚洲旨在共同依存和繁荣的任何有效秩序、框架、措施也就无从谈起。
同时，在这十年间，日中关系及其周边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尽管按照中方的讲法应该是“和平发展”，但由于拥有核武器和军事大国、以及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的政治、军事基础，中国已不仅仅对周边事务感兴趣，而且也开始更多地涉足世界课题及地区领域，并采取行动和发表意见。特别是在非政治领域，中国取得了近三十年的持续高度增长，现已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并且在贸易投资、金融汇兑、以及资源和环境等方面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中国正在名符其实地步入世界少数大国的道路。我斗胆地讲，中华帝国在东亚过去一个半世纪萎靡不振的状况是不正常的，而中国作为大国蓬勃复兴的状况是正常的。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崛起的中国直接面对整个世界的确是首次，而日本和世界对于如何同中国进行交往，也还不具备真正的心理准备。
日本在这十年也有所变化。我出生在一九四六年，属于战后的一代。战后一代现在占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我们的先辈们出于对战前军国主义的深切反省，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把全部力量投入到了经济建设这个唯一选择上来，从而使日本顺利地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时，一般国民也都是抱着一旦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就会使人幸福的想法，拼命地忘我工作。现在，日本国民实现了日本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高度生活水平，并且一直津津乐道。但是，光是物质上的充裕并不能使每个人的心理得到满足。泡沫经济的破灭、以及后来长期持续的经济不景气，致使日本国民重新对国家和社会、家庭和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认真思考。对于中国各位所见到的最近日本的许多变化，归根结底应该看作是这样的整个日本社会的新动向。这是每一个日本社会成员都在努力寻找新的人生方式和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动向。这是与战前使用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目的的思维在立场和方向上有着本质区别的现象。在此过程中催生出的日本的方向，即“在政治、经济上都要向世界明确主张自己的意见”，估计今后也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中国与上述日本如何进行交往，似乎还谈不到具备真正的心理准备。
我认为，去年安倍总理的访华打破了日中间的僵局，使日中关系得到了改善。的确，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并不是说，同样按照上面讲的理由，让今后的日中关系回到五、六年前那种相安无事时代、沿袭以往日中关系的作法。
换句话说，就是新的时代呼唤构筑新的日中关系。那么新的日中关系又该是什么样的呢？
去年十月，安倍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当时日中两国政府同意，努力构筑“战略互惠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温家宝总理今年四月实现了访日，两国政府就“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涵达成共识。
日中两国政府认为，这一“战略互惠关系”实际上象征着新时代下的新的日中关系。但是坦率地讲，目前“战略互惠关系”构筑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至于它的广度和深度到底如何，这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理解其内容和切实地加以具体落实的问题。作为主办方的言论NPO、北京大学，中国日报的各位能够把第三届“东京-北京论坛”的题目定为“日中的‘战略互惠关系’与亚洲的未来”，我认为正合时宜，并由衷地对各位表示钦佩和感谢。我期待朋友们能够展开热烈讨论，同时也再次对给予我这次宝贵的发言机会深表感谢。
那么，我们对于这种超越日中关系、影响到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互惠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开启这个提问的钥匙就在去年十月和今年四月两次发表的日中联合新闻公报之中。因为这两个文件释明了涉及今后日中关系问题的几个极其重要的观点和认识。与此相关，两国政府取得如此认识，就不能不提到新日中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发挥出的重大作用。我想借这个机会，向今天在座的小林阳太郎日方首席代表、国分良成日方事务局长，以及白岩松中方委员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首先重要的一点是，两国政府一致认为，“日中关系成为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个认识早在一九九八年的日中联合宣言中就已表明。经过八年的时间，这个认识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再次得到了明确。
从九八年到二00六年，两国的贸易额从五百六十九亿美元激增到二千一百二十一亿美元，并且超过了日美贸易额。日本累积对华投资也由九八年的二百一十九亿美元发展到二00六年的五百八十亿美元左右，同样超过了美国的对华投资。在人员往来方面，这期间也从约一百八十万人增加到约四百六十万人，目前在华常驻的日本人已经超过十二万人，而在日常驻的中国人也有三十五万人左右。还有约两万多家日资企业雇用着一千多万名中国员工，并且每年向中国政府交纳很多税款。毫无疑问，日本经济的复苏也得益于不断发展的对华经济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各国都在庞大的世界战略格局中给对手经济作一个定位。在今天相互的全球战略中，日中经济关系已经成为割舍不断的关系。
除了经济关系以外，在安倍总理访华之前，中国的日本问题、或者日本的中国问题的事情，在两个国家中常被当作非常敏感的感情问题，并轻易地使另一方的感情恶化。国民感情是两国间稳定的合作关系的基础。造成两国国民感情的恶化，不能仅单纯地把原因归结为历史问题，而日中双方在巨大变化中不能恰当地相互定位也是一个较大原因。因此，要改善一旦恶化的国民感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另外，加上日中关系导致外交工作不能充分发挥机能，所以也给两国的整个外交及安全保障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
基于这样的认识，两国政府再度明确日中关系是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并重新确认与对方国的关系是值得格外小心和努力的关系。
考虑“战略互惠关系”方面的重要的第二点是，两国达成一致，“推动日中关系的健康稳定地持续发展，符合两国基本利益”并且“共同为亚洲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建设性贡献，是新时代赋予两国和两国关系的新的庄严责任”。这一点虽然也和九八年的联合宣言的有关内容相似，但最重要的新的认识在于两国约定不仅要为两国、而且也要为了亚洲及世界健康稳定地发展两国关系。我们应该以广阔的全球性视角考虑和运营日中关系，这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严肃承诺。
第三个重要论点是，日本方面积极评价中国的和平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机遇，而中方也对日本战后一直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给予积极评价。
日本方面对中国基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和平发展以评价，并且表明不提中国威胁论。如果想一下，就会明白这对日方来说在某种意义上的理所当然的结论。自一九七八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社会上首先对华提供全面协助的国家只有日本。日本的对华日元贷款在一九八零年就已经开始。日本所期待的是，中国这项新的举措取得成功，改变文革时期与世界秩序对立的国家形象并融入世界秩序，成为与国际社会一道构筑良好世界秩序的伙伴。三十年过去了，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而且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我想补充说明的一点是，中国在入世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最早支持中国加入的发达国家还是日本。日本这样做的理由和开始提供对华日元贷款时的理由完全相同。为了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及持续经济发展、构筑更加良好的国际秩序，今天的中国即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充分承担起重大作用与责任。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都在热切期待着中国作出积极的贡献。
另一方面，中国首次正式对日本战后所走的道路作出积极的评价。如何看待战后的日本，实际上这是关系到中国对日历史认识的重要问题，也是权衡与日本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的标准。在一九七二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前，中国指责“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可以说这是文革时期的言论，意思是中国认为日本战后二十七年走的是军国主义复活的道路。按照这样的对日观点，日中间不可能构筑起真正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日中邦交正常化时，中国的对日历史观虽然有所修正，但却看不到公开表示。即使在九八年的“日中联合宣言”里，表述为“中方希望，日方汲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只不过是间接地承认了日本是和平国家。但是，这次却明确地表述为，“日本战后六十多年一直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今后将继续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可见，前后的认识差距是多么的明显。
只有日中联合新闻公报中表明的对对方国家的道路给予明确肯定的认识，才能形成进一步使两国合作关系发展的基础。在这里引出重要的第四个论点，就是“两国同意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日中关系推向更高层次”这一点。意思是说，不让政经分离、不回到五年前，而是要朝着更高层次的关系目标发展。当然也提到，两国同意“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日中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但是，把日中关系推向更高层次却是第一次被高度赞赏。
除此之外，在今年四月的日中联合新闻公报中，提到了很多“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因时间关系稍作省略，下面只就几个重点来谈一下。
第一是，加强首脑间对话、以及所有层次和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关键就是要切实建立起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这其中首脑之间的交流尤为重要。我相信，在解决日中间或者世界上的重要问题方面，首脑个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赖关系显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日中之间，通过首脑会谈使许多具体问题有望得到解决。而且作为日中交流的特点，如果首脑交流深入，那么彼此社会也就会放心地深入交流。日中间的交流与对话在这六年里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了。加强所有层次和领域的交流与对话是非常迫切的课题。尽管见解不同、或者是意见不一致，但是应该时常正确了解对方在考虑什么，而且需要这种了解为社会所广泛具有。坦率地说，日中之间的相互理解的状况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经常能够见到一些误解和无知的情况，令人深感两国的媒体和知识界负有巨大的责任和作用。关于青少年交流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迄今发挥了重大作用，令人高兴地看到，从去年以来这一交流正在进一步得到加强。每当读到两国年轻人写下的感想文，我就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日中未来大有希望。至于两国同意加强防务交流，鉴于当前的形势，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尤其当务之急是要在军人之间开展和扩大坦诚的交流。
第二是，双方达成了启动经济高层对话机制的共识，并就环境、节能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具体谅解。另外，在东海资源开发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这些都可称得上是丰硕成果，但是除了日本大米对华出口、羽田和虹桥开通直航取得进展以外，还没有见到其他的具体成果。在日中国民层次的相互感情依然脆弱的现实中，有必要让人们看到合作的成果并认识到“战略互惠关系”对相互的积极意义。为此，我认为需要双方加快协商步伐，争取在今年秋天安倍总理访华之前获得具体性成果。
第三是，日中双方表明了为本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以及持续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决心。首先是六方会谈所要解决的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其次是建立亚洲地区经济发展机制、应对国际能源问题的措施、以及合作解决环境问题等跨国问题的课题。同样希望，在这些方面能够早日确定具体的课题和得出具体的成果。
总之，可以说日中之间需要作的工作堆积如山。要把这些扎扎实实地处理好，让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不仅给两国带来益处，而且也给广大的亚洲、乃至全世界带来实惠。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必须尽量多地积累具体成果。在此，我衷心期待，在座的各位发挥聪明智慧、不吝大力协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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