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各位，你们好。我是刚刚被介绍过的玄叶光一郎。今天，我想以“日本与亚太地区共同繁荣”为题，特别是围绕亚太地区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承蒙大家聆听，在此表示感谢。
我就任外务大臣至今，大约有100天了。在就任发布会上，我曾表示，“作为日本外交的负责人，为使我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我将全力以赴。”正像我在这个发布会上所讲，每当思考所谓的国家利益时，都会牢记孔子曰—“兵、食、信”这三个字。按照我的说法，我想应该这样理解，“兵”是指“安全保障和外交”；“食”是指“繁荣”；而“信”则是指“价值”。
那么，如何才能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呢？首先不妨先来得出结论，那就是使亚太地区的风险最小化，而使地区发展的机会最大化。为此，我认为需要在亚太地区建立起基于民主主义价值的富裕和稳定的秩序。
自担任外务大臣以来，我感到通过与各国首脑和部长们深入交换意见，有关这一课题已经逐步显露出某些成果。
今天，我作为外务大臣能够第一次有充裕的时间，就基于什么样的想法来致力于外交课题，以及今后将要如何推动外交，以刚才所讲的方面为中心，向各位介绍一下我本人的观点。
（世界、亚太地区与日本外交）
（1）国际环境的变化与亚太地区重要性的提升
首先是我们所居世界的现状。
世界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我认为，超越国境的人与人的“纽带”，加之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国际活动的主体呈现出多样化，这也许是其最大的特征。
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间，信息通信技术取得了飞跃发展。使用互联网的人数2011年就已突破20亿。至于手机，目前全球有90%的人使用。随着全球化的进展，除了信息以外，物品、人员及资本的跨境流动已成为常见的现象。从一个国家移居到另一个国家的人口，据说在世界上达2亿。就像“阿拉伯之春”所反映出的那样，信息通信革命扩大了世界各地人们之间的联系。
同时，国际社会的运营已不再为国家专有，国民相互增进理解，企业开展全球式经营，大学和非政府组织等市民社会开始相互协作。我认为，在所有主体参与到国际社会运营的今天，以往数个世纪以来一直试图通过主权国家的力量均衡来达到秩序维护的我们人类为了稳定和丰富其运营，应该说步入了一个探索超越力量均衡的应有秩序之时期。
其次，我想和大家来一起探讨亚太地区的特点。
亚太地区有着人才济济和强有力增长的基础，人们期待着这一地区今后继续带动世界经济发展。全球有70亿人口，而亚太地区就拥有40亿人口。现在的亚洲中间层有大约9.5亿人，准确地讲是9.4亿人，但据预测到2020年将会达到20亿人。据悉，他们个人消费规模届时也将达到日本的4.5倍。
此外，我想我们应该看到，近年来以我国主导的投资为动力源泉，跨亚太全境的密切供应链已经形成。就拿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区域内为例，对区域内贸易的依存程度已达到欧盟水平的近7成。除了经济方面以外，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舞台，毫无疑问其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公认。
然而，伴随着“增长机遇”，对稳定构成威胁的各种“风险”也在不断增大。在东北亚，集中了拥有超过100万人军队的国家。东亚与大洋洲各国一起的亚太地区总兵力已达670万人，该规模相当于除去美国之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总兵力的3倍。诸如北朝鲜的绑架、核、导弹问题等对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之威胁，正在使人们越来越担忧。在地区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中，还包括地区各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海洋活动的活跃化。同时，我们的近邻各国还面临着领土相关问题。再者，在未来的2012年，中国、韩国、俄罗斯这些我国周边国家的领导人将有可能换届。
如上所说，为应对“机遇”和“风险”，加强地区各国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在此过程中，我迄今以来保持着与亚太政要的意见交换。
日美同盟既是日本的安全、外交安保的基轴，同时也是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公共财产，乃是日本自身复兴与繁荣所不可缺少的。我上任以来，通过日美外长会谈等场合，一贯致力于这一同盟的深化和发展。
10月，我访问了韩国，为建立起多层次关系，与韩方各界人士进行了磋商。此外，我在访华时，为深化“战略互惠关系”做出了努力。我在檀香山APEC期间的日俄外长会谈上表示，希望构筑作为亚太地区伙伴所应有的关系。
在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3国期间，还就推进援助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关系、加强把东亚峰会（EAS）和日本东盟首脑会议纳入视野的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关于TPP，在APEC之前野田总理表明了面向参加TPP谈判与相关国家开始磋商的意向。
再有就是，在上任后不久便参加了联合国大会，在有关和平利用核能、核安全、联合国千年开发目标（MDGs）、裁军与核不扩散等会上，作为主席或联合主席对各方意见进行了总结。另外，野田政权一直致力于全球性课题，比如，给南苏丹维和行动做出人力上的贡献。
（2）网络外交
~开创出开放的多层次的网络和按照国际法建立的规则~
在面对前面所讲的国际环境与亚太地区变化的情况下，面向实现日本与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应该进行的工作是，日本主动地对该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予以构筑，并且为此做出积极的贡献。为此，我认为有必要创建一种“开放的多层次的网络”。
就日本而言，迄今一直有着这样的历史，即为了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在发挥独自构想力的同时，不断付诸努力。上个月，我出席了APEC部长会议。在创建APEC的出发点中，存在着前辈们设计的日本独特的构想，即通过构筑起把亚洲和太平洋联系在一起的地区合作，以期实现该广大地区的整体繁荣。我在与东盟各国的对话时，感受到前辈们的智慧依然在发挥着作用。
此外，众所周知，日前在我国的战略伙伴澳大利亚，奥巴马总统表明了这样一种方针，即重新调整美国的外交与安全的优先顺序，将亚太地区放在最优先地位。我认为，美国的这一新立场，对于不论以往还是今后都一贯把在亚太地区的日美合作定位为外交支柱之一的日本而言，提供了极其令人深受鼓舞的方向性。我计划在本周末开始的访美过程中，与美方就在亚太地区的日美两国协作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刚才我谈到了在亚太地区要形成基于民主主义价值的繁荣与稳定的秩序，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作为亚洲的一员并具备亚洲价值观、同时又能灵活引进西洋价值观发展而来的日本才能够发挥的作用。这是处于对等关系中的国与国在相互协作过程中所建立起的秩序，也就是在亚太所有国家相互尊重并主动地按照各自意愿加深联系过程中所建立起的秩序。此外，这也是由各国在其固有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主动去考虑的秩序，也是需要时间和忍耐的过程。我认为，只有在追求这一过程中，才能让丰硕的增长果实惠及生活在该地区的所有人。年底期间，我将赴缅甸、泰国和柬埔寨3国访问。特别是在缅甸方面，为了实现进一步的民主化和国民和解，日本将继续支援缅甸政府的努力。
那么，我再来谈一下前面所讲的开放的多层次的网络具体指什么。
第一，所谓“多层次的”是指，将双边、三边、多边的地区对话框架实用地结合起来，开展多种多样工作的多边协调。比如说东盟，在寻求旨在一体化的扩大和深化的同时，也在加强类似日本和湄公河流域的合作、东盟与日中韩（10+3）、EAS等与地区外国家的对话。加上东盟地区论坛（ARF），成员国和活动内容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另外，与正在加强经济关系并在安全领域合作也取得进展的澳大利亚、还有正在逐步加强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印度之间开展协作也具有重要意义。政府间已有日中韩、日美韩、日美澳等对话框架。日美印对话也即将开始。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太平洋，就有太平洋岛国峰会，明年将在冲绳举行第六次会议。另外，还有环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APEC。
“强化东盟区域内的联通”也是建立地区网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在日本和东盟的首脑会议上，野田总理提出了以建设“陆上走廊”和“海上走廊”以及“软基础设施”为支柱的日本援助事项。如果实现这些总事业规模估算为2兆（万亿）日元的诸多项目，就可望使联系东盟各国的人、物、资本的流通更加顺畅，使该地区的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
第二，在构成如此网络基础的同时，支撑新秩序的规则，还必须按照国际法建立。我认为，日本也应在这个课题方面率先开展工作。这是在各个领域中，通过把共同的理念和规则与国际法相整合来达到共享，以扩大政治、经济、社会的联系。像以我国提案为开端的有关知识产权新框架--所谓的反仿冒贸易协议（ACTA）、以及上月EAS通过的明确表示要尊重相关海洋等的国际法之EAS首脑宣言，就是这样的例子。
第三，“开放的”网络具体指什么。这就是说，要向全地区所有国家敞开大门。除国家以外，民间企业、非政府组织、有识之士等广泛市民都参加交流也是其环节之一。同样再看一下东盟，日前召开的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可谓就是一个例子。像这样能够向所有人开放，并能够使每一个人个性充分发挥出来，就是亚太地区网络的特征。为此，它还必须要具备吸引参加者的魅力。
在这里为避免误解，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的多层次的网络，中国的全面参与是不可或缺的。我所讲的网络，绝非是包围或排除中国的网络。毋宁说，日中携手并肩致力于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EAS等场合倡导在作为亚太公共财产的海洋方面开展合作，恰恰是这一体现，有关推进海洋方面对话与合作的讨论正在取得进展。
中国的发展是机遇。为了共同的利益，日中将致力于各种各样的课题，可以说，这一想法符合日中间所拥有的“战略互惠（双赢）关系”的理念。在不久前的对华访问时一致认识到，日中两国为了对地区及世界课题一道开展建设性工作加强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为使日本主导亚太地区网络建设，深化日美同盟是很重要的。不必说，日美同盟今后仍将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同时，我认识到，身为亚洲一员的日本同亚洲的主要国家、一衣带水邻邦的中国携起手来，与亚太各国一道去建设一个繁荣和稳定的秩序也很重要。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主导包括美中在内的地区各国按照自己意愿参与的网络和规则的创建，给亚太地区带来新的秩序。从此意义上讲，我认为日美中三国战略对话与协调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的时代即将到来。我想，在此背景下应该启动日美中对话。显而易见，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是只有这三个主要国家携手合作才能够实现的。我想，这是日本对亚太地区及全世界所应承担的作用，日本理应为此付出汗水。
（3）日本外交的方向—构想力和“逆转现象”—
前面介绍的是日本重视构建怎样的网络。接下来，我想转移一下话题，谈谈日本外交将运用哪些因素向未来进行投资的问题，我认为有两个关键词，那就是构想力和“逆转现象”。
实际在过去，日本就运用构想力，在各个领域发挥出着独有的首创精神。
首先要提到的是人类安全保障。这是日本在全球引以为荣的构想力之一。我出任外务大臣以后，在不断参与各种国际性事务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人类安全保障这一概念光辉的一面。人类时刻面临贫困、传染病、环境破坏等各种各样的威胁，而人类安全保障的思路就在于推动国家建设，让人们免于恐怖和贫乏，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日本不知疲倦地引导国际社会就人类安全保障问题展开讨论。我们的努力终于迎来了回报，去年，联合国大会首次正式对人类安全保障问题进行讨论，并通过了决议。人类安全保障的概念正在不断地得到切实的推广。2015年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期限。在制定新的发展框架时，我们也要发挥日本的构想力，这包括将人类安全保障的概念定位为应对发展问题的指导性理念。
我从任职国家战略担当大臣期间就一直主张，战略的本质正是在出现“逆转现象”时才会显现出来。这一想法在我任职外务大臣期间变得更为强烈。要赢得全世界的信赖，你就需要率先解决谁都没有经历过的困难，成为“解决问题的领跑者”。我相信，日本是具备这种实力的。通过在国际舞台上的这种表现，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将得到飞跃性的提升。当然，要引起“逆转现象”，构想力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该如何引起“逆转现象”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灾区福岛县的灾后重建问题。我们不能总是一蹶不振。当我到福岛县后，听到当地不少居民对健康所表示出的担忧。我对福岛县知事建议，让他制定一个目标，让福岛县在二三十年后成为47个都道府县中癌症发病率最低的县。我认为通过一些方法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例如全面建立包括香烟在内的食品的检查体制。另外，全日本要摆脱对核能的依赖，也就是要减少核能发电。福岛县宣布要摆脱核能，既然宣布了，就表示你要成为可再生能源方面的领跑者。而且我本身也提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将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政府研究机构转移到福岛县，通过产业集聚确保当地的就业。我想这种反过来利用地震灾害的影响来谋求发展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正是战略本质的体现吗？
构建全球向绿色经济转移的基础也是如此。我自己从担任能源环境会议主席的时候起，就一直在探索一个课题，那就是加强日本所具有的全球最高水平的环境和能源技术，加快绿色创新的步伐。经历3.11地震后，日本决定重新调整2007年制定的能源基本计划。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能源基本计划归根结底是一个节能的计划。也就是说，2007年的能源基本计划和2030年的能源基本计划，如果单从依赖核能发电的比例来看，我个人认为2007年和2030年制定的发电总量完全一致是这些能源基本计划中最引人关注的地方。也可以说，我们要看的不仅仅是依赖核能发电的比例，还要通过将2007年与2030年的情况作比较，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2030年的发电总量，我想这才是与节能技术息息相关的。从长远来看，我们要向专业化发展，与电池、能量损失、材料相关的研发是很重要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电池是可以积存能量的；关于能量损耗的问题，我想了解的人也不在少数，仅电力损失就相当于6座核电站的发电量；触媒是使材料变轻的技术，如果在这三方面能进行创新就再好不过了。为此，政府应该率先行动起来，从2012年度的预算开始投入用于研发的资金。虽然民营企业也会投入资金去改良现有的技术，但如果下一个时代向研发投资变得愈发困难的话，我想这时就需要政府率先行动起来，认真地将这类问题作为重点来抓了。与此同时，日本也向亚洲以及全世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构想。特别是东亚低碳发展伙伴构想以及双边碳排放信用机制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我自己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向我遇到的印度尼西亚的马尔迪外长等各国政府部长进行了详细说明，以寻求他们的理解。此外，EAS的主席声明中也采用了相关的内容。
灾害管理可能也属于逆转现象。今年泰国等国家爆发了如此大规模的洪灾，近年来灾害爆发的势头越来越猛烈，因此现在是我们好好发挥构想力的时候了。我们打算明年在受灾的东北地区召开国际会议，此外还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将灾害管理推向主流化。我想从这一观点出发，向大家介绍在亚洲地区构建东亚防灾网络的构想。
我认为TPP也是引起“逆转现象”的课题之一。据称，在35年后的2046年，日本的人口将少于1亿。令人遗憾的是，众多未来预测中，往往仅人口统计上的预测才是正确的。虽然这1亿人口的内需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仅靠内需就真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发展和富裕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如我在前面所讲，全球70亿人口中，有40亿集中在亚太地区，那岂不是要将这40亿人的内需考虑成日本的内需吗？算上最近即将生效的与秘鲁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截至目前，日本已与13个国家签订了FTA。日本与签订FTA的国家的贸易额占日本总贸易额的比例还不到韩国的一半，覆盖率也低于韩国的一半。本次日本提出了为加入TPP谈判而与相关国家进行协商的方针，这使得日中韩在FTA方面也有所动作。我认为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时机正在日益成熟。关于日中韩投资协定谈判，目前我们正努力在年内达成实质性共识。在TPP方面，我作为日本的外务大臣，也必将为最大限度地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而竭尽全力。此外，我们还在双边FTA、尚处于研究阶段的跨区域经济合作、世贸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等方面开展工作。在这些谈判中，我们既要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和主体性，又要让其他国家能够接受我们提出的要求，这样做具有前所未有的必要性。
虽然乍看上去和外交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认为少子老龄化也是引起“逆转现象”的课题。日本正处于少子老龄化和由此导致的劳动力人口减少的过程中。劳动力减少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了。另一方面，亚洲有很多国家也处于少子老龄化的状态。关于劳动力人口比例，中国和韩国将从2015年开始减少，也有说法认为中国将从2013年开始减少。即便是少子老龄化速度最慢的印度和菲律宾，也有人推测其劳动力人口比例将在2045年到2050年期间开始减少。日本很早就面临过这些问题，我坚信日本通过发挥构想力解决少子老龄化问题，并成为解决问题的领跑者，这本身就能够为世界各国解决这一问题做出贡献。我想，野田政府所推进的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改革构想也有可能成为世界各国在解决问题方面效仿的榜样。
（结束语）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发生震灾时，日本人的勤奋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赏，很多国家的外务大臣都使用了坚忍不拔、恢复力强等词汇来表达他们的看法。我认为这也是“逆转现象”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具有灵活性，能够很好地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一直以来，日本人就很重视先人流传下来的思路、做事方法和见解，但同时又注意吸收民主主义和法制管理等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并通过改进，创造出新的技术和文化，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
我想我们应当从中重拾“自信和自豪”，不断地向海外展现日本的各种魅力，并努力使日本从保守倾向中摆脱出来。正如今天所讲，亚太地区是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可能性的地区。重视植根于各地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同时通过“人才培养”等方式，为吸取普遍性价值和尖端技术而开展长期的亲密合作，我想这就是日本独有的国际贡献。在这一方面，日本的企业率先而行，日本政府也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从明年的预算编制来看，要将这14年来规模减半的ODA提上去是比较困难的。但如果可以提上去的话，我想这或许将成为日本摆脱“保守化”的象征，为此我将全力以赴。
前面我就亚太地区的外交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关于如何处理全球性问题，以及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如何去动员ODA和民间的各种资源、如何与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开展合作，今后我希望能够另找机会谈一下我对此的想法。
今后，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为了履行现代的政治家以及日本所承担的使命，为了将富裕传承给下一代，我将努力前行。衷心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理解和协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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